辽宁省抚顺市人民政府


抚顺市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和建筑节能管理规定
【颁布单位】抚顺市人民政府
【颁布日期】20060410
【发 文 号】抚顺市人民政府令第118号

第118号
《抚顺市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和建筑节能管理规定》业经2006年3月30日市政府第33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


市长 刘强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日

抚顺市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和建筑节能管理规定

第一条为促进新型墙体材料的开发应用，加强建筑节能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凡在本行政区域内从事墙体材料的开发、生产和使用，以及建筑规划、设计、建设、施工、监理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本规定所称新型墙体材料，是指除粘土实心砖以外，具有高强、轻质、保温、隔热性能，符合国家或行业有关技术标准要求的建筑墙体材料。
本规定所称建筑节能是指以降低民用建筑使用能耗为目的的有关活动。
第四条抚顺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是本市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和建筑节能的行政主管部门。其所属的市新型墙体材料建筑节能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墙改节能办）负责本市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和建筑节能的日常管理工作。
市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和建筑节能工作。
第五条对在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应用和建筑节能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和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的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六条禁止新建、扩建粘土实心砖生产企业和生产线。现有粘土实心砖生产企业和生产线，应当限产或者进行技术改造，转产烧结多孔砖、空心砖等新型墙体材料，土源枯竭后不得易地继续生产粘土实心砖。
新抚区、望花区、东洲区、顺城区、经济开发区城区范围内禁止生产、使用粘土实心砖；新建、扩建或改建的建筑工程，除工程±0.00线以下和局部部位设计构造要求需要的以外，均不得使用烧结实心砖，应当使用新型墙体材料。
抚顺县、清原县、新宾县城镇范围内建设工程±0.00线以上的墙体，禁止使用粘土实心砖，应当使用新型墙体材料。
第七条鼓励下列新型墙体材料的开发生产和推广应用：
（一）掺加粉煤灰、煤矸石、页岩、废弃尾矿渣及炉渣等废渣（质量比≥30%）的烧结多孔砖和空心砖；
（二）普通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多孔砖和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
（三）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用于建筑内外墙的建筑板材；
（四）预制及现浇混凝土墙体；
（五）国家、省鼓励发展的其它新型墙体材料。
第八条鼓励下列建筑节能技术及产品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
（一）能够提高建筑节能效率的设计技术，提高建筑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性能的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
（二）节能效果显著、耐久、性价比优秀的墙体保温材料、配套材料和建筑用门窗；
（三）太阳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的综合利用技术和产品；
（四）节能照明技术和产品；
（五）效率高、能耗低的采暖散热、空气调节和通风设备；
（六）建筑采暖用热的控制、调节及计量技术和设备；
（七）适合农民自建房屋节能的设计、技术和产品；
（八）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技术和产品；
（九）提高供热系统热效率、降低热损失的技术（包括供热节能管理技术）和产品。
第九条新建、扩建或改建的民用建筑，应当严格按照国家、省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及有关规程进行设计建设。
第十条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节能要求和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委托工程项目的设计，不得擅自修改节能设计文件。
第十一条设计单位应当依据建设单位的委托以及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和规范进行设计，保证建筑节能设计质量。
第十二条施工图审查机构在进行施工图审查时，应当将建筑节能设计作为施工图审查的必审内容，对违反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项目，不予审查通过。
施工图经审查不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项目，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审查合格的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持《民用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登记表》在10个工作日内到市墙改节能办进行告知性备案。
第十三条施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施工图进行施工，保证节能建筑工程质量。
第十四条监理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以及节能技术标准、节能设计文件、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及监理合同，对节能工程建设实施监理。
第十五条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按照建筑节能设计文件和有关规定进行监督，禁止在建筑工程中使用不符合建筑节能标准及设计文件要求的技术、材料等，对未达到节能设计标准要求的项目，应当记录在案。
第十六条新型墙体材料和建筑节能产品实行认证和淘汰制度。
对企业生产的符合国家规定的新型墙体材料，按国家规定享受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
墙体材料生产企业不得使用危害人体健康的工业固体废物，生产新型墙体材料。
禁止没有产品标准或者达不到产品标准、且未经认证的新型墙体材料和建筑节能产品在工程上应用。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产品不准出厂。
市墙改节能办负责对全市新型墙体材料和建筑节能产品的认证。经认证的产品，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媒体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十七条新建、扩建或改建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开工前按照有关规定标准缴纳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以下简称专项基金），并持缴费收据到市墙改节能办办理登记备案。
第十八条节能建筑实行认定制度。认定工作由市墙改节能办负责组织实施。
建设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应当接受市墙改节能办对墙体材料使用及建筑节能施工情况的检查监督。
建筑工程主体完工后30日内，建设单位凭新型墙体材料使用及建筑节能的相关证明材料提出申请，由市墙改节能办会同财政部门按照规定办理专项基金返退手续。
市墙改节能办在收到申请之日起60日内，对使用新型墙体材料并达到节能建筑标准的民用建筑和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的其它建筑进行检查，按照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的比例和节能效果返还相应的专项基金。
第十九条下列建设工程免缴专项基金：
（一）非营利性社会福利建设工程；
（二）道路、桥梁、航道、给排水设施建设工程；
（三）农田水利建设工程；
（四）环境污染治理和废渣、废水、废气综合利用建设工程；
（五）列入文物保护范围的古建筑修缮工程；
（六）省政府批准免缴的其它建设工程。
第二十条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第一款，新建、扩建粘土实心砖生产企业和生产线以及土源枯竭后易地生产粘土实心砖的，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第二款，在城区范围内的建设工程±0.00线以上的墙体使用烧结实心砖，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对责任单位处以每项单体工程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违反本规定第十条，建设单位明示或暗示设计单位违反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降低工程建设质量的，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设计单位未按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施工图审查机构未按照要求对施工图进行审查的，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当事人和其所在单位责令改正，并处1万以上3万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审查资格。
第二十四条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施工单位未按照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施工图进行施工的，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工程合同价款2％以上4％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建设单位和个人在开工前未按照规定缴纳专项基金的，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补交专项基金，并自开工之日起按日加收1‰的滞纳金。
第二十六条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自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八条本规定自2006年5月20日起实施。

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
——宪政问题研究系列之一

谢维雁



立宪政府的理论和实践被认为是西方世界所取得的最大的政治成就。这一成就既不是一个世纪也不是一个民族所造就的[1]。这意味着，宪政决不是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权宜之计，更不是某个天才人物的偶然所得。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宪政已成为世界之大趋势，时代之主潮流，它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常规形态。极少数国家虽未建立真正的宪政制度，却也采取了宪政的形式以掩盖其反宪政的实质。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宪政具有普适性价值，有其存在的合理根据，或者说，它必定可以为人们提供解决特定问题的稳定方式和制度性措施，能满足人们某种普遍的、一般的、恒定的需要。宪政存在的根据，在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普遍性。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揭示了它所要达成的价值目标。“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2]，把握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认识和理解宪政的前提。

宪政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笔者认为，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可由对下面两个问题的回答予以揭示，一是“宪政是干什么用的？”二是“怎样实现宪政的功能？”前一个问题是价值问题，后一个问题是事实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卡尔·J· 弗里德里希认为，宪法和宪政的本质，“可以通过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被揭示：宪法的政治功能是什么？因为其功用旨在达成的政治目标。在这其中，核心的目标是保护身为政治人的政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保护他们享有真正的自治。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Self）”，“宪法的功能也可以被阐释为规定和维护人权的”[3] 。斯蒂芬·L·埃尔金也认为，“古典的宪政思想传统上关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害……同时将政府侵害其公民的机会降至最小程度’。它的目标就是‘避免暴政’”[4]。弗里德里希和埃尔金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揭示了宪政的核心价值：保障人权。这是对宪政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国学者一般把立宪主义或宪政的价值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但笔者认为，对权力的限制和对权利的保障在价值意义上并不处于同一层次，对权力的限制具有手段或者工具的意义，应当属于下文要谈到的第二个问题，而对权利的保障是宪政的首要的和终极的价值[5]。宪政所保障的自由与权利，只有相对于具体的、独立的公民个体才有真正的意义。宪政是一个极具人文气息的概念，它在本质上应当是一种个人主义，它针对每一个生命个体，并力求使每一个个体都获得同等的、最低限度的制度保障。人权保障价值是宪政自身的合法性根据。价值认同是实行宪政的前提。宪政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形态，就是因为宪政的人权价值具有普适性并已经获得普遍的价值认同。关于第二个问题，它实际上意味着，为保障人权而建构的宪政制度及其规范体系，它主要以规则和程序为其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实证的制度设计，它是要解决“如何实现人权的保障”或者“怎样保障人权”的问题，前述对权力的限制仅是人权保障的方式之一。实质上，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可被看作是为保障人权而采行的技术手段。如前述，对人权保障的价值，已获得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并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宪政的核心理念。然而，对于如何保障人权的问题，虽然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已达成了认识上的一致，但实践中存在很大而且注定是不可消除的差异。一些在西方国家已经验证有效的人权保障策略在其他一些国家未获普遍认同，而一些东方国家根据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人权保障制度也多为西方国家所责难。实际上，以何种方式、手段、制度来保障人权，从来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即使最早建立宪政的英国、美国和法国在这方面至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宪政的选择，首先而且关键是价值认同，其次才是根据各自的传统与国情构建一套制度措施来保证这一价值的实现，即以规则和程序的形式“约束成员的行为，成为一种生活规范”[6]。

然而，在中国，宪政之路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先进分子掀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拉开了宪政运动的序幕。时至今日，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已经站在宪政的路口”[7]，但毕竟“中国还没有实现宪政”，宪政仍然仅仅“是中国为其完全实现而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8]。宪政在中国一开始就是被作为一种富国强兵的工具选择，而不是被作为一种保障人权的价值认同。迄戊戌维新至今的整个中国宪政运动史，都以求富求强为基本动力，“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主要是把宪政作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器’，坚持一种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工具主义的宪政价值观”[9]。而在实践中，也未形成有效的规则和程序对社会生活进行真正有意义的规制。宪政基本上停留在作为规范表现形式的宪法上，宪法本身更多的是被用作一种政治策略，而不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对宪政的工具化理解和接受，在亚洲国家中具有普遍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亚洲国家在面临殖民统治，或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时，人们把西方强大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立宪主义，归结于它们有统一的宪法，认为只要制定了宪法，并以宪法精神制约社会生活，那么国家的强大就有了保证。因而，忽视了对立宪主义的价值判断，简单地从救国手段的意义上理解立宪主义 ，移植立宪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立宪主义的工具化与社会危机”[10]。实行宪政的第一步是价值认同，其次才是实现这种价值的制度构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从来不曾有过保障人权的观念，宪政运动虽历时百余年，却至今仍未将人权保障确立为宪政的核心价值和指导思想，因此，中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宪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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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前言。

[2] 这是卞悟先生一篇评论文章的题目，其内容与本文主旨并无关联。见《读书》，1998年第6期。

[3]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15页。

[4] （美）斯蒂芬·L·埃尔金、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周叶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

[5] 依笔者之见，宪政的基本价值应当包括人权的切实保障，权力的合理配置，秩序的严格维护，利益的有效协调等但毫无疑问，在这个价值序列中，人权保障居于核心地位，而秩序维护、权力制约和利益协调等则居于从属或者次要地位。（见拙作：《宪政基本价值论》，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6期）。

[6] 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

[7] 蔡定剑：《中国宪政运动—百年回眸与未来之路》，刘海年主编：《人权与宪政》，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8]李步云：《宪政与中国》，李步云、张文显主编：《法理学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89页。

[9] 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俞荣根“序”。

[10] 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