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乡村集体企业承包经营条例
市人大常委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乡村集体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完善承包经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乡（镇）村兴办的工兴、建筑业、运输业、商业、饮食服务业等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实行承包经营的集体企业。
第三条 承包经营，是在不改变企业资产所有权的前提下，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以承包经营合同的形式，确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权利义务关系的经营方式。
第四条 企业实行承包经营，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确保国家税收，保障所有者、经营者和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企业实行承包经营，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
第六条 市、区、县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和监督。


第二章 发包与承包
第七条 承包经营的发包方是企业所有者，即乡（镇）村合作经济组织，其负责人应当根据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管委会决定的方案组织发包。
承包方是企业的经营者，即承包企业的集体或者单位、个人。
第八条 承包经营的形式：
（一）厂长（经理）负责的集体承包经营（以下简称集体承包）；
（二）二人经上承包经营（以下简称合伙承包）；
（三）一人承包经营（以下简称个人承包）
（四）企事业单位承包经营（以下简称法人承包）；
（五）其它形式的承包经营。
第九条 承包方必须提供下列担保：
（一）集体承包的，厂长（经理）或者全体职工必须交纳一定数额的风险抵押金；
（二）个人承包或者合伙承包的，必须按照承包合同的约定，以与所承包企业资产成一定比例的个人财产作为但保，并有相应资产可供担保的保证人。其中必须有部分现金，由发包方专款存入银行。
（三）法人承包的，须按照承包合同的约定，以与所承包企业资产成一定比例的资产作为担保。
第十条 厂长（经理）是承包方的代表，也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对企业经营全面负责。
厂长（经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二）遵纪守法；
（三）相应的文化知识、专业技术知识；
（四）必要的企业经营管理能力；
（五）发包方提出的其它合法条件。
第十一条 承包经营的主要内容是企业利润、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企业技术改造任务和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其它承包内容。
第十二条 承包利润应当按照投入产出比、同行业平均水平、企业生产能力以及发展潜力、市场前景、资金条件科学预测确定。
第十三条 承包利润是依法缴纳国家税费后的利润净额。
罚没款项和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责任承担方由承包经营合同约定。
第十四条 发包方与承包方承包利润的分配方式：
（一）全额分成；
（二）基数包干，超利分成；
（三）基数递增包干；
（四）定额包干；
（五）减亏包干；
（六）双方约定的其他方式。
承包利润分配前应当进行审计。
第十五条 发包方的分利归企业所有者所有，其中留给该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得低于40％（含法定公积金）；承包方的分利归承包企业的集体或者单位、个人所有。
第十六条 企业职工劳动报酬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挂钩，增长幅度应当低于企业利润增长幅度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承包方不得克扣合同约定的职工劳动报酬总额。
厂长（经理）的劳动报酬根据企业规模大小和经济效益高低由合同约定。对有突出贡献的厂长（经理），发包方可以给予奖励，奖金由发包方拨付。
第十七条 承包期限一般为3至5年。承包期满，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连续承包。
第十八条 实行承包经营的企业应当按照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责任制。
第十九条 实行承包经营的企业应当加强民主管理，健全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切实保障职工的民主权利。
厂长（经理）应当定期向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第三章 发包方、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条 发包方享有以下权利：
（一）对企业资产拥有所有权；
（二）考核企业资产保值、增值、损耗，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并提出改善经营的建议；
（三）对承包方履行承包合同情况进行定期审计；
（四）决定企业厂长（经理）人选；
（五）决定承包方提出的企业分立或者合并；
（六）按照合同规定的权限，批准投资项目和非生产性开支；
（七）审批企业资产的报损、冲减、核销，以及按照合同规定权限批准资产的出租、抵押或者出售；
（八）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第二十一条发包方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发包前对企业的资产进行清理，登记造册；
（二）保障承包方依法行使经营权，不干预企业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
（三）协助承包方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困难；
（四）维护承包方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如期兑现承包经营合同；
（五）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第二十二条 承包方享有以下权利：
（一）生产经营决策权。根据市场需求和国家宏观政策指导，自主作出生产经营决策。
（二）资金支配权。依照国家财政、金融的有关规定，自主确定企业资金的运用。非生产性开支在承包合同约定的限额内可以自主支配。
（三）投资决策权。依照承包合同约定的限额，有权决定增加企业生产性投资，有权决定以企业的货币资金、实物、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等向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投资。




（四）资产处置权。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限额，可以决定对企业资产的出租、抵押或者出售。
处置企业资产，必须经有关部门进行资产评估。出售所得，属发包方所有，不得列入承包利润。
（五）劳动用工权。按照企业章程规定的用工条件，自主决定录用职工，有权按照用工合同和企业章程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辞退、除名、开除职工。
（六）人事管理权。副厂长（副经理）及其以下管理人员由厂长（经理）决定，报发包方备案；主管会计任免必须经发包方同意。
（七）劳动报酬分配权。在承包合同约定提取的报酬总额和承包分利数额内，有权按照贡献确定分配形式和数额。
（八）内部机构设置权。自主确定内部机构的设置及其人员编制，有权拒绝任何部门和单位对企业设置机构和编制的要求。
（九）合法收益权。按照承包合同约定，有权获得合法承包分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
（十）承包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第二十三条 承包方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全面履行承包经营合同规定的各项任务；
（三）未经双方协商，不得擅自转包；
（四）按照合同约定上缴发包方应得利润；
（五）管好用好企业资产，保障企业资产不受侵占、损坏、损害，确保企业资产保值增值；
（六）加强企业管理，保证产品质量；
（七）做好劳动保护，确保安全生产和职工健康，防止和治理污染，保护环境；
（八）保护职工合法权益，关心职工生活，接受职工监督；
（九）如实向发包方提供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按规定编报统计、财务报表；
（十）开展专业技术培训，提高职工素质；
（十一）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第二十四条 企业有权拒绝任何单位和个人违法向企业摊派人力、物力、财力或者违法无偿调拨企业资金。


第四章 承包经营合同
第二十五条 实行承包经营，必须由发包方与承包方订立书面承包经营合同。
第二十六条 订立承包合同，合同双方必须坚持平等、自愿和协商的原则。
第二十七条 承包经营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
（一）发包方和承包方；
（二）承包期限；
（三）企业资产金额；
（四）各项承包指标；
（五）承包利润分配的比例和方式；
（六）债权、债务及亏损的处理；
（七）资产保值、增值及资产折旧；
（八）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九）保护环境，治理污染；
（十）本条例规定由合同约定的事项；
（十一）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十二）违约责任。
第二十八条 承包合同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无效承包经营合同：
（一）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的；
（二）损害国家、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三）采取欺诈、胁迫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签约的；
（四）未经双方协商而擅自转包的。
前款无效承包经营合同从订立之时起，就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经承包合同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后，予以废除。
第三十条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一）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并且不因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而损害国家或者集体利益的；
（二）由于不可抗力或者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造成合同部分或者全部不能履行的；
（三）国家对税种、税率和价格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致使当事人一方收益遭到较大影响的；
（四）承包方违约或者经营管理不善，使承包经营合同无法履行的；
（五）承包方进行破坏性、掠夺式经营，经劝阻无效的；
（六）发包方违约使承包经营合同无法履行的；
（七）企业产权制度发生变化，使承包经营合同无法履行的。
第三十一条 承包合同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时，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一方当事人接到另一方的书面通知后，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15日内作出书面答复。双方未达成书面协议，原合同仍然有效。
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致使一方遭受损失的，除依法可以免除责任的以外，应当由责任方负责赔偿。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承包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发包方责令改正，追回不当得利，并由承包方赔偿损失和承担其他民事责任：
（一）违反合同约定，擅自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致使企业财产遭受损失的；
（二）不具备偿还能力，盲目借贷，致使企业财产遭受损失的；
（三）违反合同规定，擅自处置企业资产造成损失的；
（四）违反财务制度，造成企业利润虚增或者虚盈实亏的。
第三十三条 承包方未完成承包合同的，应当依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一）未完成承包利润的，扣减厂长（经理）工资。实行集体承包的，还应当以全部或者部分风险抵押金补偿承包利润；实行法人承包的，还应当以承包法人资产补偿全部或者部分承包利润；实行合伙承包或者个人承包的，还应当由承包人以其个人资产补偿全部或者部分承包利润。
（二）完成承包利润，但未完成其他承包任务指标的，应当扣减承包方承包分利。
第三十四条 在承包经营期间，企业资产被侵占、损坏、损害的，承包方应当依法赔偿或者承担其他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发包方违反合同规定，干预承包方合法经营权或者抽调企业设备、资金，影响企业生产经营，造成承包方利益损失的，发包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或者承担其它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对违法向企业摊派的单位和个人，企业可以向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举报。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必须及时查处或者提请同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对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


对拒绝摊派的企业进行打击报复的，由上级主管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承包经营合同双方当事人发生纠纷时，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进行调解；调解不成，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向区、县承包合同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在接到申请书二个月内作出裁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收到仲裁决定书30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八条 当事人对仲裁机关的仲裁决定逾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仲裁决定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的，他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乡村股份合作制企业实行承包经营的，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十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1月14日
朱苏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于中国法学教育这一话题的研究，一方面，题目必须足够大(宽泛)，才会与较多人有关，并因此感兴趣；但另一方面，问题又必须足够小(具体)，才可能言之有物。
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从宏观层面说说自己的看法，有关当下中国法学教育的两项重要任务。完成任务必须通过个体的努力，但又不是哪个人，哪个学校可以独自完成的，必须靠各个法学院的共同努力。对从事法学教育的人来说，具体的工作当然非常重要，但身处中国当代，法学教育者还要有一种更开阔的眼光，要大气，把法学教育同当代中国，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和平崛起联系在一起。这是使命感，也是忧患意识。
培养更多合格的法律人
法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要针对中国的社会发展需求，培养更多的合格的法律人。这首先有个合格的标准问题。中国现当代法学，总体看来，是近代从西方引入的，相关的各种标准也基本是西方的；但经过100年特别是三十多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应当逐步形成一些中国标准。
由于中国的国情，社会发展对法律人的需求是多样的。从功能主义而不是本质主义的视角来看，至少在今天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法律人不可能统一规格。这少说也应包括两大块，一是中国市场经济和发达地区日益全球化的法律实务需求，即所谓的高水平复合型国际化的人才。但另一方面，还有中国基层社会、农村社区的纠纷解决需求，包括那些在雪域高原和崇山峻岭中跋涉的马背上的法官。在那里，不仅需要更多的献身精神，也还需要前一类法律人无法拥有的特殊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而目前中国的法学教育，一方面造成了法律毕业生在东部地区相对过剩，而另一方面，许多西部地区都出现了法律人才的严重短缺，甚至法官出现了断层。如果中国，而不是北京、上海甚或中国东部，要建成法治，我们就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的需要，培养包括中国社会基层需要并能消费得起的法律人。这个任务不是哪一个法学院能够完成的，需要所有的法学院的共同努力，分工配合。
中国近现代以来，甚至直到今天，最重要、最核心的社会法律问题从来不是纯法条、法律、法理甚或法治的问题；真正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法律人固然必须坚持法律，同时也要超越法律。中国法学院要培养合格和优秀的法律人，那么在侧重法律和职业技能训练的同时，必须把法律教育同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应当引导学生更多了解和真切感受我们面对的这个具体社会，更多了解中国和世界，更多了解经济、政治和社会，不仅要在法律层面，技能层面，微观层面和知识层面，而且要在中国和世界层面，经济政治层面，宏观层面和判断层面；不仅要理解，能说，而且要能做事，会做事，做成事，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
法学教育还一定要注重学生的人格培养，包括对于中国社会、中华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即使在今天，仍然需要对事业和民族的忠诚，需要献身精神，而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想想那些在青藏高原跋涉的法官，想想在人民法庭为民众排忧解难的法官！
基于法治实践的经验
另一项重要任务，同样需要所有法学院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就是必须在学术智识上建立中国法治实践的正当性：即基于中国法治实践的经验，面对中国问题，对中国的法律制度、法治经验和做法予以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系统阐述，使得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既是法学的地方性知识特点决定的，同时也应当成为中国法学的智识追求。这完全不是想排斥外来经验，问题是总不能再过几十年我们说起什么来，还只是“马伯利诉麦迪逊”，还只是《德国民法典》，还只是霍姆斯、波斯纳、丹宁勋爵。这些外国的制度、法典或法律人是伟大，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实践、法学研究和教育提供了某种参照，某种经验，甚至分析理解的基本素材，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但中国法治的历史已经表明其自身既不是，也不应当只是这些制度、法典的重复或拷贝，不是这些伟大的法律人可能规定的。不管你个人喜欢不喜欢“中国特色”这个定语，中国事实上一直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即使还有再多的问题，其成就也令世人惊叹。
今天中国法学教育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法学教育者如何看和处理这些“中国特色”，能否以及如何通过我们的努力将之转化为学术。我们既不能仅仅因为中国经验独特就简单接受，为之辩解，那不会是学术，相反有投机的嫌疑；但另一方面，同样，甚至更需要警惕的是，不能因为中国某些实践经验独特就一定不伦不类，就一定可疑，就应当批评指责。我们不能再重复“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那类荒唐了，永远只是用美国、德国、法国或日本法学教科书的尺子来衡量、批评和指责中国法治的现实。那既不利于解放思想，也不利于活跃学术。一个只相信外来书本概念，不相信自己生活经验的人很难说真有思想。
但这种情况在当下中国还有点普遍，不仅在法学研究中，而且在法学教育中。这种教育的结果很可能导致我们的毕业生只会比较异同、挑刺和批判，不会做事，不想做事，做不成事。若长此以往，不仅我们自己，而且学生都可能变成某种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奴隶。这会非常危险，不仅对法学教育和研究，更可能对中国的法治、政治、社会和国际政治，不利于中国的稳定发展，不利于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不利于中国的软实力的增长。
认真总结中国的法律实践
中国法学教育界有责任认真总结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的法律实践，提炼出其中隐含的制度性智慧和经验；不为标榜中国特色，只为了让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经验和教训，经由我们的思考，最终成为可供人类分享参考的知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的前辈没有机会、条件和能力做这类工作，但我们不做，现在不启动，就说不过去了。即使我们做得不太好，也要开这个头。目的只是让自己，也让学生，看到我们的生活中有思想理论的资源，由此获得一种基于中国的立场，一种直面中国的视角和态度，看到在学术理论层面理解和发现中国的可能，对中国和中国经验有自信，对中国学术有自信。
中国要成为有广泛影响的文明大国，其影响力不可能仅仅靠经济，也不能仅仅吃祖宗饭，天天讲一些孔孟老庄，或是加上李安、张艺谋或章子怡。看看当代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不都是甚至都不是文明古国，其影响力主要也不来自它的传统文化或娱乐文化。如果这一点还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说，除了其他，文明大国必须对当代政治、法律和国际政治有其影响力，要有制度的影响力，要有学术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如果中国法学界法学教育界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很难肩负这一已经开始的历史使命。
上面的话可能会强化苏力“很保守”这样的印象。说实话，我不在乎。这不仅因为从总体上看，保守是法律制度形成和完善的必要条件——想想遵循先例；最重要的是，我只想说和做我认为应当做的事，开放或保守不应当是法律人思考和表达其思考时的考量，除非他想迎合什么；而无论想迎合什么，包括迎合民众，迎合时代潮流，隐含的都是一种学术不诚实，甚至某种狡诈。
我在此同法学教育的各位同仁分享自己对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一些思考；无论是错了，还是大而无当，我都把它投入到这个思想市场中，不害怕淘汰，甚至希望它尽早被淘汰，只要能推动中国的法学教育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