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建设的第三种力量探析

李长健 伍文辉


摘要：社会现代化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进步，其中文化发展是重要内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以文化内在张力为基础，外拓农村文化的承载力，以形成可持续的农村文化动力，并逐步形成先进文化与支流文化相融合的“一体多元”文化体系。我国农村文化长久积淀，其封闭和滞后等特性致使创新动力不足，社会第三种力量应运而生，并为农村文化发展创新价值理念与运行机制，以促进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的价值实践。
关键词：新农村；农村文化；可持续文化动力；第三种力量；文化安全

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丰富内涵，其中农村文化建设正日渐成为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动力。目前，我国农村建设与新农村的要求差距较大，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和矛盾已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最显著的矛盾之一。解决这一矛盾，需要调动广大农民参与的积极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长效机制的建立，社会第三种力量[①]激发政府与市场的合力，进行农村文化创新。第三部门从文化冲突中寻求创新动力，实行文化宽容，进行文化整合，以求在实践中贡献文化的价值。既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优秀文化，又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加强城乡之间、国内外之间的交流、融合与创新，从而促进我国农村先进文化的形成。
一、文化冲突与外发：第三种力量解构农村文化的文化动力
泰勒认为，文化是各种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文化作为综合概念，是社会传统的沉积，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基础，主要有内含于社会生活之中的隐性文化和外化于社会之中的显性文化，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力”概念最早见诸于日本，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已在日本得到验证。农村文化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以农民行为为基础逐渐形成的文化，具有明显的封闭性、边缘性和落后性，因此我国农村文化动力具有区别于城市的自身特点。社会是矛盾的统一体，不断向前发展和进步，不断从一个问题走向另一个问题，从一个矛盾走向另一个矛盾，在这冲突和矛盾中产生社会进步的力量，从而促进社会发展。我国广大农村积淀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古典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社会形态代代相传，历久不变，这种“闭固性的风格”在社会高速发展中产生了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矛盾冲突。因此，我们需以内涵和外延的综合视角，解构农村文化动力，从文化冲突中寻求发展之道。
文化是复合性、综合性的概念，文化动力是一个系统性的有机整体，因此在解构文化动力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文化动力的内涵予以明确，特别要对可持续文化动力加以理解。可持续文化动力是一个可循环的有机整体，除内含文化动力的基本内涵外，还包括文化内在张力、文化承载力、文化发展力。首先，内在张力和承载力是文化发展的内涵基础。文化的内在张力和承载力属于两个不同层级，内在张力在文化发展起基础作用，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积极的体现文化的宽容度和吸纳能力。承载力则是静态的概念，具有相对确定性和被动性。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具有去粗取精、自我发展的优秀传统，是一个能够保持和发扬自身特色而广泛吸收、融容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系统，具有宽阔的胸襟，能充分吸纳先进文化并不断促进社会的发展。同时，我们应明确文化张力和承载力需要依赖于一定外部环境，但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以及落后的经济条件，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传统文化张力的发挥，从而产生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与短裂。其次是文化动力。文化，产生于社会生活，同时也反哺予社会生活。从深层次考究，文化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生存方式、社会发展进路、社会规则的制定等。文化动力有推动社会发展的正动力和抑制社会发展的负动力之分。我们应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使正动力外发成新农村建设的助推器，使文化负动力转化为协调力，从而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间接动力，使之成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从文化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究，应在此基础上形成可持续文化动力。
现代化的发展，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新陈代谢，是中国传统的合理的保持下的更新，是体现了传统文化动力的可持续发展。从文化角度考虑，中国现代化决不能建立在虚无之上，而必须建立在一个对传统继承和发展之上，现代与传统之间没有一个楚河汉界，传统与现代实是一“连续体”，因此我们不应、也不能完全铲除传统。[1]最后是文化发展力。从文化动力到文化发展力，既需要文化动力的内在优化，又需要外部环境的推动。我国正努力进行先进文化建设，以先进文化为引导力，促进社会发展，就体现了文化发展力。可持续文化动力的四个层级，是一个不断循环发展的有机整体，文化承载力和文化张力明确了文化的融容度和吸纳能力，从而加速文化正动力的形成，促进文化发展力的生成。而文化发展力又能拓展文化的承载力，外发文化的内在张力，逐步形成文化可持续动力体系。随着社会发展，传统文化所影响的农村乡土自生秩序逐渐受到现代社会秩序的冲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产生了剧烈的碰撞，主要包括：先进隐性文化与传统隐性文化的冲突；先进隐性文化与传统显性文化的冲突；先进显性文化与传统隐性文化的冲突；先进显性文化与传统显性文化的冲突。[②]如何引导使之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动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目前，在现实中我国农村文化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优秀文化遗产流失，封建落后文化复兴，文化交流融合缓慢，农村内部文化组织松散，农民文化自主创新不够等。传统政府力量无法在广大农村设计出文化进步的捷径，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服务社会时，往往倾向于“中位选民”的偏好，不可能在质和量方面满足各方面的需求。社会多样性的发展，人类价值观和需求的多样性，传统第一种力量无法单独满足这种多样性需求。市场能力更是无法完成。萨缪尔逊（P．A．Samuelson）认为，“市场不是理想的，存在着市场失灵”。市场竞争并不能够提供市场机能充分运作的法则，因而造成所谓“契约失效”的问题。目前促进社会发展的传统力量，即第一、二种力量，在农村文化创新中显得动力不足，无法形成强大合力，需要在文化冲突中形成外发力，需要在农村内生出全新动力，并对各力量进行重新组合。社会第三部门以公益性、民间性、志愿性为特征，注重人们之间的互动和参与，发挥人们互助性和利他性，进一步提升人们的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意识。现实社会实践告诉我们，如果社会主体行为无法发挥最大效益或取得满意绩效时，可以考虑改变其行为方式和组织形式进行战略组合。农村的松散个体农民无法在农村文化创新中发挥最大作用，可以考虑进行组织合作，农村社会第三部门以农民为主体，改变单个农民行为方式，以增强农村的凝聚力和组织性。为了发挥农村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动力作用，我们需要建设一个以政府引导，市场推动，农民自主创新“一体多元”的中国特色农村先进文化体系。
二、文化宽容与内生：第三种力量创新农村文化的原创性资源
文化创新应具有四个条件：第一是创新的动力。没有动力的文化创新过程是不可想象的；第二是创新的资源。创新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第三是创新的机制。促进各种创新元素有效地运作起来，形成资源整合；第四是创新的价值。创新的价值应当具有可感性，并能给社会发展带来利益。文化冲突并外发创新动力，文化宽容创新农村文化原创性资源，文化宽容为农村文化创新丰富了内涵和价值，促生社会第三种力量，并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反过来，第三种力量又能为文化宽容和外发提供现实条件，从而形成了内生与外发的完美结合。中国文化是一种以道德精神为本源的人性“本善”文化，故而可以通过教化内在地达致“天人合一”的境界。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论述到“家族生活、集团生活同为最早人群所固有；但后来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西方人集团生活偏胜，各走一路，西方之路基督教实开之；中国之路则打从周孔教化来的，宗教问题实中西文化的分水岭”[2]。文化是在人类互动中产生的，而互动会导致人们修正自己的行为，就必然包含着为别人着想的意识，包含着从互动中实现双赢的意识。当前社会是一个冲突不断、日新月益的社会，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具有多元不足、整合不够的特点，这种特点在广大农村地区表现尤为突出。进行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的建设应对农村内生资源进行原创性创新，以建立长效的促进机制，包括内涵的丰富、价值理念的升华、作用力量的内生和作用机制的创新。
第一，文化内涵的丰富。人性是一个古老的话题，现代市场建构的基础是对各种市场主体的“经济人”假设。随着社会发展，“经济人”仅仅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假设、一个对人类道德“零值”的预设，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得到验证。现实要求人类逐渐从传统的“经济人”上升为“道德人”“社会人”“公益人”。这种人性升华的过程中具有层次性，“道德人”属于人的基本本性，随着社会化的发展“社会人”成为人的本性假设，而社会发展到一定高度，需要实现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公益人”便浮于现实中，并呈现出愈渐壮大之势。同时，人的利他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人和其他生命物种进化中得到表现，并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即奉献精神，从而在现实生活不断丰富了文化内涵。
第二，价值理念的升华。现代市场经济文化价值取向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追求效率和功利的经济价值观；二是认同崇尚自由竞争的行为价值观；三是尊重个人独立和追求多元价值的权利价值观；四是形成普遍认同的公正价值观念，即在个人权益和社会性道德义务要求之间达致某种平衡。这四个方面具有实现层级性，个人权益与社会性道德义务要求达致平衡是社会最高层次，使社会人利他性最大发挥。
第三，作用力量的内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多样性需求，促进文化繁荣的重要方式是让更多人参与文化与学术的研究和竞争，需要一个文化发展的载体，为文化创新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的支持，社会第三部门发展将成为这种需求的全新载体。第三部门以公益性和志愿性为特征，以奉献为活动价值取向，在此氛围下，第三部门的活动促进了社会捐赠、义务劳动等社会志愿活动的展开，促进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从而实现社会和谐。近代社会以来，人类社会需求的满足主要通过四种途径：法定途径、商业途径、非正式途径、志愿途径，志愿途径主要依靠介于政府和私人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提供特定服务来实现。[3]志愿途径的积聚满足了人类的时代需求。第三部门可以有效沟通城市与乡村，既可以积聚农村内部的松散资源，又可以创新和拓宽外部捐赠等公益性资金的输入途径。第四，作用机制的创新。马克思指出，当一种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时，它会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巨大促进作用，而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与状况时，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作用机制的创新包括多方面：市场机制的完善、第三部门内部管理制度的创新、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文化动力与人文生态环境的协调创新等，农村文化创新力量的发挥依赖于相关机制的有效运行。
当然，文化宽容对农村内生资源进行创新，建设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并不是主次不分，而是按照“双百”方针，以主流文化为主导性文化动力与支流文化辅助性文化动力形成的“一体多元”有机整体，从而形成以农村先进文化为导向的可持续文化动力体系格局。总之，第三部门既是文化宽容的重要载体，又的能够创新农村内生资源，改善外部环境，促进农村文化和谐发展的重要载体。
三、文化整合与创新：第三种力量创新农村文化的运行机制
广大农村发展相对落后，农村文化处于相对边缘、落后和封闭的状态，吸纳先进文化的能力不强，多元共存、分化不足、整合不够是当前我国农村文化主要特征。促进农村文化创新，寻求在农村社会中促使个人权益和社会性道德义务要求达致平衡，必须整合各方资源，包括文化动力、环境力和制度力的协调整合问题，从而创新农村文化运行机制，实现农村文化的理念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
第一，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建设理念的创新。以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为原则，以先进文化为引导方向，坚持以民为本的创新理念。我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文化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正确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农村，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落后、愚昧、盲从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难以彻底消除，必须经过长期的思想教育和农民自身的实践进行文化创新。同时，我们应明确创新的服务宗旨，根本性问题是农村文化建设与发展是为什么人服务的。农村文化创新是为了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在我国实践中，农民是农村文化创新的生力军。因此，我们必须以民为本，以广大农民为出发点和归宿。先进文化需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人民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得人治思想已经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改变目前落后的状况必须以尊重和实现人民的基本权利为前提，实行依法治国，使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从而促进我国先进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建设组织的创新。改革政府文化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以“民办官助公督”为基础，以“国投官办民参”的先进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建设思路。近日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农村文化建设，创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和机制，包括：加快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逐步推动经营性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大力发展农村民办文化等。”这为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农民是农村文化创新的主力军，要形成农民自己的特色文化，应创新文化价值观，丰富文化内涵，体现科学性，增强社会认同感。科学性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特征，以科学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科学文化以成为先进文化的先导。科学文化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思想方法和科学精神几个方面，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了先进文化的基础框架，科学的创新理念和价值取向代表了先进文化的活跃前沿，科学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社会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由于政府行为的有限性和人们需求的逐渐多元化之间产生了对抗式矛盾，政府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多样性需要，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回馈或让渡部分权益给社会，让社会有能力自己承担起社会发展的主体责任，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有序运行。在农村文化创新中，政府作为传统力量应逐步从具体管理中退出，发挥其应有的引导和宏观调控作用，让农村内部形成创新环境，以城市带动乡村，促进城市和乡村的文化资源整合，[4]从而建构和谐新农村的全新组织载体。
第三，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运行机制的创新。逐步建立以先进文化为导向，以法律为保障是运行机制创新的目标。农村文化通过历史的因袭而不断巩固、完善和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农村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应寻求经济与文化的结合点，寻求社会与文化的结合点，寻求环境与文化的结合点，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人文历史与经济建设的结合点，更应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创新点。在实践中，我要努力发掘农村的村落文化，树立农村品牌文化，对外可以扩大影响，对内可以促进凝聚力；[5]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大力推进特色文化建设，推动农村先进文化的建设，逐步形成“一体多元”的农村文化新格局。农村文化创新实践还应以法律为保障。首先，农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家”的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舍己为家的意识浓厚，个人权利意识淡薄，这也是农民权益屡受侵犯，农民自主创新能力差的原因之一。其次，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建立现代制度，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序的市场运行。最后，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其一，文化资源保护法律的健全。目前我国传统文化资源正不断遗失，而且创新的知识产权也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因此必须不断完善和创新相关法律制度。其二，第三部门的法律规制。目前，我国对农村各种民间组织立法尚未出台，需要进一步用法律来规范民间组织的发展，为其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其三，农村文化资金管理法律制度。政府财政对农村文化坚持的支持在逐年加大，但成效不够明显。社会力量对农村文化事业的捐助，支持建设农村公众文化事业，加强这些资金的监管，促进效益最大化。
第四，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的相关资源整合创新。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是价值的引导和民族的粘合剂，其作用不仅停留于满足人们精神上的愉悦，而是已体现于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巨大的实践价值。为此，我们要对可持续文化动力的相关资源进行整合创新。首先，文化动力与环境力的整合创新。文化发展与环境密切相关，文化主体的文化创作对环境的影响也日渐加强，同时环境对文化发展也发展着重要作用，因此文化与环境形成了一个开放性的整体，即文化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是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借以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背景和条件，是人类主体文化活动得以进行的天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统一体。[6]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环境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动力，从而形成环境力，正如《文化部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强西部文化建设的意见》中提出的“在搞好西部再造山川秀美工程的同时，要重视西部文化生态环境建设，做到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环境并举。”其次，文化动力与市场力的整合创新。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按市场规律进行配置，文化资源也应以市场为基础，在市场中体现价值，建设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就必须充分利用市场资源。最后，文化动力与制度力的整合创新。制度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保障，良好的制度能保证文化动力的有序。社会制度同样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动力，从而形成制度力，在和谐理念指导下的新农村文化建设，制度力与文化力、环境力能形成有机整体，能促进文化正动力的发展，抑制文化负动力的负影响。
四、文化贡献与和谐：第三种力量实践农村文化的创新价值
文化事业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关系到人类自身的发展，农村文化发展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文化包括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隐性文化隐含于社会生活之中，并影响和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显性社会文化，产生文化动力，因此文化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我们不仅要创新隐性文化，提升人们的意识、价值观和道德观，还要使隐性的文化在现实生活实践，创设先进的显性文化。同时，创新农村文化要产生社会价值，具有可感性，并能真正给农村社会发展带来利益。国办2005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公共文化建设，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规范农村文化市场。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对人们意识、习惯的改变，到人性的升华，社会资源的积聚，人文生态环境的改善，文化制度的完善等都将发挥重要作用，已成为实现农村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组织形式。笔者认为，第三种力量对建设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的贡献在现实中体现为“五个创新”，即内涵、动力、环境、机制与实践的创新。
第一，创新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的价值实践，丰富农村文化内涵。由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影响的价值观、社会意识、习惯等不同，文化内含的价值理念也具有多样性。首先是人性的升华。从起初的“自然人”，再到“经济人”“道德人”“社会人”“公益人”，实现了层次上的逐渐递进。其次是社会利他性的发扬。这种人的利他性在社会发展中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即奉献精神，从而使人性价值得以体现。再次是现代法文化的形成发展。随着法治进程的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然在法治环境下进行，我国传统文化中不乏“法治”资源，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发展范式无法生成现代法文化，培育农村现代法文化应是农村文化的重要内涵。最后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和谐创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形成背景和涵盖的内容侧重点不同，但相互之间互补形成良性互动，共同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境界。
第二，创新农村文化的动力组合，促进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的生成发展。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的有机体，其生成和发展以农民创作为基础，而目前松散农民的单个行为无法形成强大合力，政府与市场又无法满足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建设的需要，第三种力量应运而生，为农民创造提供载体，协调了政府与社会存在的某些对抗关系，激发了政府与市场的内在合力。
第三，创新农村人文生态环境，促进文化力与环境力的整合与和谐。文化发展需要在社会中实践价值，良好的环境是文化实践的条件。农村文化建设应注重文化力与环境力的发展，既要注重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又要加强人文环境建设，以保持良好的农村文化生态环境。第三部门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如绿色环保组织在协调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作用、农民合作组织在协调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作用等。
第四，创新农村文化促进机制，完善农村文化运行体系。体系包括价值理念、主体、行为方式、制度等要素的有机体。第三种力量从丰富农村文化的价值理念，到创新动力的解构，再到主体创作方式以及相关制度的完善都发挥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建设应以农民的主动参与为基础，以农民组织为组织载体，以提高农民的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以制度为保障，最终形成可持续的农村文化运行机制。第五，创新实践模式，促进农村文化的健康发展。农村文化可持续发展，需要从三个基本方面着手：首先，培养农村文化人才，加强公共文化建设。人是因素是发展的关键因素。高素质、复合型的文化人才是发展农村文化的关键。目前，农村文化人才匮乏，工作质量低下，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第三部门的发展能促进文化活动的组织性，很好的连接城市与乡村，统筹城乡文化人才开发，促进文化人才交流，“文化下乡”和“乡戏进城”就是很好探索。其次，推动农村文化市场发展，活跃农民文化消费。农村文化产业目前非常薄弱，但随着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农村文化市场具有极大的市场潜力，文化消费正逐步在农民生活消费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规范农村文化市场，对文化经营者和服务者进行管理，并对文化产品价格进行差别管理。创新农村文化产品网络，改变农村市场供给不足的现状，以第三部门为纽带，把农民的消费需求反映出来，把各种农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及时送到农民身边。最后，促进农村文化健康发展，维护农村文化安全。文化具有特殊性，不同国家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以及意识形态和公共管理文化也不尽相同，因此文化发展的路径也不一样。文化具有二重属性，它在繁荣文化的同时，也难免会带有逐利性等特点，歪曲先进文化本质的现象，如失之管理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应坚持以农村先进文化为引导，防止其异化，维护农村文化的安全。
结束语：文化是社会的血液和灵魂，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涵。目前，我国农村文化正处于“文化矛盾凸显期”和“文化发展战略机遇期”，应整合社会力量，走出农村文化的冲突困境，构建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实现农村文化现代化。第三种力量为农村文化的发展进行资源的原创性变革，包括农村社区文化的建设、城乡文化交流的拓展等诸多方面，并与其他各力量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在新农村建设中，真正实现文化的价值创造与价值贡献。


注释：[①]第三种力量，即第三部门，有人也称之为“社会中间层组织”、“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经济”等，其内涵所指称的范围几乎一样，本文中主要使用第三种力量、社会中间层组织、第三部门是同一内涵的概念。具有非营利性、志愿性、民间性、公益性等特征。在我国农村社会的第三部门组织，目前正在发展之中，文中所提第三部门，并不仅指农村内部的第三部门，还包括已经城市发展较完善的第三部门在广大农村的拓展。笔者认为应是各类组织协调发展、综合促进，如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业行业协会、环境保护协会、文化艺术协会等。
[②] 文化冲突在现实中的表现如：先进的法文化受农村传统习惯影响无法植根于广大农村，先进的显性制度也无法在农村产生最大社会效益，甚至在实践中往往让位于农村内部传统制度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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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长健．农村文化转型及其化阻机制[J]．河北学刊，2005.11：1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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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范大平．论中国农村文化生态环境建设[J]．求索，2005．2：95-97。


　　【摘要】村镇银行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的产物，它给农村金融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是作为新生事物，在规范发展的道路上也遇到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需要从产权结构、公司治理等多方面对我国村镇银行相关法律制度加以完善。


　　为了破解农村融资难的困局，2007 年我国开始在部分省市试点村镇银行。根据银监会规定，村镇银行是指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批准，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据统计截至2012 年4 月，全国共组建村镇银行 749 家，其中开业 681 家，筹建68 家。[1]作为农村金融改革创新产物，村镇银行的建立给农村金融服务注入新的活力。首先，村镇银行基于一定的地缘关系成立，经营机制灵活，能根据农村需求和农户的个性化特征，针对性地提供多层次的产品。在满足多元化的“三农”金融服务需求，有效缓解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2]其次，村镇银行促进了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引导当地资金流向和有效配置方面起到促进作用。它在体制上为包括境内外银行资本、产业资本、民间资本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本进入金融业开辟了道路。[3]再次，村镇银行的出现增加了金融供给，增强了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实现了制度变迁的“帕累托改进”效应。尽管目前村镇银行总体运行良好，但作为新生事物，在发展的道路上也遇到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单纯强调社会服务目标的社区金融机构无法长期运行，不但不能实现其良好初衷，反而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4]Gulli 曾认为，对消除贫困贡献最大的可能既不是贷款也不是储蓄，而是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机制。区别于传统的商业银行仅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作为破解农村融资困局的“草根银行”，村镇银行应该把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作为衡量其是否成功的标准。这里的可持续性是指村镇银行能够在实现服务“三农”目标的同时，不借助外界支持因素，在财务上实现收入能够覆盖成本并且有盈利。

　　一、我国村镇银行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可持续性受到制约

　　（一）定位偏差阻碍发展

　　按照银监会规定，村镇银行在县（市）、乡（镇）设立，不得跨区经营，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资产规模相对较小的银行业金融机构。[5]其实质是农村社区银行。国外关于社区银行的定义强调资产规模、区域、自主经营权三大核心要素。[6]服务“三农”是村镇银行的根本宗旨，同时作为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企业，村镇银行也实行市场化操作。然而这种目标定位并没有强调村镇银行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的补充者，对农村广大中低收入者的信贷问题，也没有找到利用市场化操作对农村贫困者融资的有效机制。

　　自然条件和农业自身特性决定了农村金融必然具有需求小额分散、缺乏抵押物、信息不对称等特点。如果照搬城市商业银行模式，必然会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首先，从现实看村镇银行的发起人或大股东是现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甚至是外资银行，这种组织模式可能导致村镇银行基本延续发起行的商业模式——过分注重吸收存款，以传统银行的信贷技术提供大额贷款，注重盈利性强的中间业务和结算业务等，进而成为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的“吸虹器”。其次，股东作为所有者最关心的是自己所投入资本的使用情况和资金回报率，导致部分村镇银行无意“高风险、高成本、低收益”的三农业务，而将目光放在贷款金额比较大、收益较高的城镇工商企业。再次，目前大部分村镇银行都是建立在乡镇以上的地方主要是县城，这也使得资金需求最迫切的广大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被迫与之远离。

　　（二）资金不足限制发展

　　村镇银行发展中的一个限制条件是资金不足。首先，按照《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第 25 条规定：“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 1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也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 10%。”这种对股东的持股比例的制度安排，限制了具有较强资金实力的单个自然人、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向村镇银行投入资本。其次，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的补充，村镇银行大多设立于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和乡镇企业的闲置资金有限，再加上村镇银行刚刚建立，信誉积累不够，制约了村镇银行存款总量的增长和资金的积累，目前许多村镇银行存贷比接近甚至超过了 75%的监管上限。再次，配套政策缺失导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从其他金融机构融入资金渠道不畅。由于结算系统不畅，村镇银行与其他银行间的同业拆借难以进行；村镇银行也没有获得类似农村信用社“支农再贷款”等优惠贷款支持；种种因素影响其持续发展。

　　（三）信贷风险制约发展

　　村镇银行主要以发放小额贷款为盈利来源，贷款对象收入不稳定，信用水平较低，大多缺乏有效的担保方式和可变现的抵押物，贷款方式以信用贷款为主。在农业保险等体系不健全情况下，信贷资产的风险系数较大。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的新进入者，相对于传统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往往被迫选择那些因为信誉程度不高被传统金融机构拒绝的客户为信贷对象，因此会存在更多逆向选择风险。

　　二、完善村镇银行法律制度的路径选择——政府主导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政府行为主要是适应市场发展，以法律或规章等形式确认保障金融交易和市场秩序正常运行。例如，美国政府在社区银行发展中的主要作用是为其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其进行监管并在信贷市场失灵导致信贷不公时进行适当的干预。相反，我国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更多的是采取直接的行政干预。政府在农村金融领域实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均是从金融供给角度，对农村金融市场所作出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安排。虽然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时滞及摩擦成本，却没能提高农村金融效率。

　　笔者认为，在完善村镇银行的路径选择上要按照平衡协调的原则，既坚持政府主导又要遵循农村经济金融发展规律，兼顾政府、银行、投资者、农民等各方利益。正如刘易斯所说“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一定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但是政府不能替代市场。要通过出台财税、信贷优惠政策去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去干预市场。以法国为例，法国政府在农村金融市场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有的农村金融机构都与政府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一方面私人机构接受政府的指导并得到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私人机构始终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政府尊重其自主经营的权力，很少进行强制性的行政干预，形成一种政府与民间混合治理的结构。

　　政府对于市场失灵、外部性比较强的领域，具有财政提供的责任。我国农村金融本身具有复杂性，由于信息障碍和信息成本导致农村金融市场失灵，同时村镇银行又具有积极的正外部性，其社会效益较高而经济收益不高，理应受到国家财政政策的关注。发达国家实践表明政府的财税扶持可以增强农村金融机构自觉服务国家政策的意愿，使其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较好实现国家农业政策。美国也对农业贷款实行贴息制度，对农村信用社不征收营业税和所得税，并可免交存款准备金。日本在金融体系运行过程中通过政府财政对农村金融组织运行及农村中的贷款提供各种补贴，还设立了专门的基金弥补贷款的损失，对于农村金融组织所得税方面也有优惠。

　　为促进村镇银行服务“三农”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其初创阶段必须借鉴国际经验从财税法角度采取相应措施，增加其财务收入，补偿其业务经营成本。笔者建议，在现有优惠政策基础上，根据村镇银行涉农贷款比重不同，实施差别化的税收减免政策和补贴政策，鼓励涉农业务开展；对于贷款利率低于一定水平的村镇银行在成立最初五年，在现行补贴（当年贷款余额 2%）的基础上上调补贴标准至 4%，用以鼓励微利信贷业务的开展；在现行税收优惠的基础上适当扩大减、免税范围，加大减税力度，建议参照给予农村信用社的税收优惠政策，免除村镇银行成立最初三年的所得税和营业税，并落实“三农”贷款税前损失抵扣政策；为鼓励在村镇行政区域设立村镇银行，建议对免税期经过的设立在不同级别行政区域的村镇银行应实行差别税率政策以及有差别的准备金扣除制度。

　　三、完善村镇银行的具体制度安排

　　（一）完善村镇银行的产权结构

　　不同国家商业银行产权结构根据股权的密集程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美英银行为代表的高度分散型股权结构，银行股权构成以分散的个人持股和机构投资者持股为主，以完善的市场体制和发达的证券市场为基础。第二类是以日德银行为代表的相对集中型股权，银行与公司交叉持股比率较高。第三类是高度集中型股权结构，法国、意大利、韩国等在不同时期都出现过国家高度控股银行。

　　从股权约束的角度看，一个合理的公司股权结构应该既避免股权过度集中又避免股权过度分散。股权过度集中则内控不足，难以形成股权制衡。大股东和经营者易联合形成“内部人”控制，损害小股东的利益，从而影响公司治理效率。股权过度分散，易造成股权约束弱化，使公司的控制权掌握在经营者手中，造成更为严重的代理问题，从而影响公司治理效果。

　　目前村镇银行虽然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但在股权结构上普遍存在大型商业银行“一股独大”，股权过分集中的现象。“中国村镇银行发展论坛”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 86 家村镇银行中只有10% 银行股东人数超过 30 人。[7]

　　首先，在股权相对分散基础上的适度集中是目前村镇银行股权结构的最优选择。按照《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第 25 条规定：“村镇银行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其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并且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 20%。”[8]此项制度被称为“主发起银行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有利于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保证村镇银行经营安全。但也使得村镇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了主发起银行的附属，抑制了其他投资主体的投资积极性，难以形成股权制衡，导致公司治理的低效。[9]从股权优化的角度考虑，建议对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进行限制。由主发起银行做最大股东，确保主发起银行对村镇银行的主导权，对村镇银行风险负责。但主发起银行股权占比不必无限大，关键是通过主发起银行的杠杆作用，吸引更多民间资本投向村镇银行。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应当适当降低村镇银行控股股东的准入门槛，允许有实力的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业金融机构一起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这不仅有利于调动非银行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增强村镇银行的资金实力。

　　其次，就发起人以外股东而言，目前村镇银行自然人总持股比例普遍小于企业法人总持股比例。“中国村镇银行发展论坛”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86 家村镇银行中有 44 家村镇银行没有自然人持股。作为草根银行的村镇银行应当扩大自然人持股比例，平衡股权关系。第一，自然人股东通常会比法人股东更关心自身的投资收益，愿意付出更大的精力来维护自己在股东大会的权利。第二，自然人股东来自民间，对社会底层有天然的亲切感，这种亲切感是双向的，有利于银行通过与当地借款者的互动获得软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同时有利于银行与当地借款者形成利益共同体，在长期的业务互动中相互监督。[10]

　　再次，《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限定村镇银行只能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设立，对于非营利性组织等其他主体参股村镇银行没有进行规定。与企业的运行理念不同，国际开发组织、慈善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非营利性组织相对更加注重社会效益，由其参股的村镇银行的信用贷款发放将可能更多地覆盖一般农村金融机构不愿涉及的农村最贫困的群体，促进村镇银行服务“三农”宗旨的实现。建议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本着股权结构多元化的理念，允许国际开发组织、慈善组织等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其他主体参股村镇银行，促进产权合理配置，提高村镇银行的资金实力。

　　（二）建立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