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工程转包后的诉讼主体问题

茶陵县枣市镇东岭村民委员会与刘长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案分析


一、本案要旨
本案要旨为，建设工程合同签订后，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承包人与第三人达成工程转包协议，约定剩余工程由第三人完成，由第三人以承包人的名义与建设方结算工程价款，后在第三人施工过程中及工程竣工后，第三人与建设方就其承建的建设工程部分达成工程结算协议，明确了建设工程量及工程价款的，视为第三人与建设方形成新的合同关系，明确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第三人享有起诉建设方要求工程价款的诉讼主体资格。
2007年1月20日第三人陈立龙以茶陵县宏发建筑工程公司的名义与被告东岭村委会签订《茶陵县通畅公路东岭公路路面工程》，合同签订后，陈立龙于2007年组织了施工，完成了东岭村袁龙屋背至赵家树下路段，后因结账问题而停工。2008年8月15日，陈立龙将剩余的工程路段赵家树下至风田亭段转包给原告刘长根，双方签订了一份《关于道路工程转让协议》，约定按陈立龙与东岭村委会所签订的2008年原合同转让给刘长根，由刘长根以陈立龙的名义与东岭村委会结算。陈功生及曾明华于2008年10月13日向原告出具一份《东岭村水泥硬化工程款协议》，同意工程完工后由原告结帐，完工后由交通局验收后付一部份工程款，年底付工程款的90%，并加盖了村委会公章。原告刘长根遂继续施工，于同年底完工，并经交通局验收合格。不久，被告方村干部人员作了调整，其中负责该工程的前村支书陈功生因经济犯罪被捕，村委会的新成员只认可与第三人陈立龙的合同，对原告的合同主体资格不承认，并认为陈立龙、刘长根都与陈功生有不正当的经济往来，损害了东岭村的利益，拒不给付原告工程款。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原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原告先与第三人签订了工程转包合同，形成内部转包行为，但2008年10月13日被告方出具了同意由原告直接结账的《工程款协议》及2009年12月8日原、被告对道路工程结算形成的《刘长根2008年水泥硬化工程款》，应视为双方形成了新的合同关系。因此，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被告认为与原告无合同关系的辩称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公路施工合同概括转让行为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背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这表明被上诉人刘长根在合格完成受让合同约定的东岭公路施工义务同时，亦相应取得与上诉人东岭村委会公路工程施工结算的权利。并且对于东岭公路工程施工合同此后的权利义务，2008年10月13日上诉人东岭村委会与被上诉人刘长根又达成《东岭村水泥硬化工程款协议》，上诉人已允诺在东岭公路工程完工后可由被上诉人刘长根结算，同时并允诺在2009年底向被上诉人刘长根付完90%的工程款的义务。此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9年12月8日进一步达成《刘长根2008年水泥硬化工程款》协议，亦明确了第三人与被上诉人各自的工程量，并认可被上诉人刘长根实际已领东岭村工程款额和尚欠刘长根工程款额为428834元。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刘长根取得受让自与第三人所签订东岭村公路施工合同的结算权利，而上诉人与第三人于06年-07年的东岭公路工程结算双方已于2009年12月8日达成《枣市镇东岭村06-07年道路砼硬化工程预结算表》，已经明确了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嗣后对于被上诉人刘长根的东岭公路工程情况，因为上诉人已于2008年10月13日和2009年12月8日两次协议允诺被上诉人刘长根可以对东岭公路工程的结算权和具体结算金额，据此可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可见，本案被上诉人有权依上诉人的允诺协议向其主张东岭公路工程款的债权请求权。
　　因此，从本案证据来看，上诉人已经分别与第三人陈立龙达成了06年-07年的东岭公路工程结算协议和与被上诉人刘长根达成08年的东岭公路工程的结算协议，并已经明确了这两个结算协议中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故上诉人东岭村委会上诉称被上诉人刘长根不是本案合同相对人的理由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二、案件来源
湖南省茶陵县人民法院(2010)茶民一初字第939号；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株中法民四终字第98号
　
三、基本案情
　　2007年1月20日第三人陈立龙以茶陵县宏发建筑工程公司(无法人资格)的名义与被告东岭村委会签订《茶陵县通畅公路东岭公路路面工程》，由陈立龙对东岭村风口亭至吕家湾段进行水泥硬化，约定了陈立龙包工包料，道路硬化路面的宽、厚度及每立方米单价为251元，每施工一公里结一部分账等内容。被告方的村书记陈功生及村秘书曾明华作为村委会代表签名。合同签订后，陈立龙于2007年组织了施工，完成了东岭村袁龙屋背至赵家树下路段，后因结账问题而停工。2008年8月15日，陈立龙将剩余的工程路段赵家树下至风田亭段转包给原告刘长根，双方签订了一份《关于道路工程转让协议》，约定按陈立龙与东岭村委会所签订的2008年原合同转让给刘长根，由刘长根以陈立龙的名义与东岭村委会结算。8月18日陈立龙又与东岭村委会签订一份《道路硬化补充合同》，将原定工程单价每立方米251元上涨为298元,被告方经手签名人系村书记陈功生。刘长根自8月20日开始施工，完工约一公里时，因村委会无钱结账而停止施工，并欲将设各转运到相邻的西岭村进行施工。被告方干部陈功生等人及众多村民闻讯赶来劝阻，不让刘长根离开。经协商，陈功生及曾明华于2008年10月13日向原告出具一份《东岭村水泥硬化工程款协议》，同意工程完工后由原告结帐，完工后由交通局验收后付一部份工程款，年底付工程款的90%，并加盖了村委会公章。原告刘长根遂继续施工，于同年底完工，并经交通局验收合格。施工过程中，原告从被告处分二次领取现金60000元，并从枣市洞头村拖铺路基垫层所用碎石折抵工程价款54442元，共计领取114442元。完工后，原告多次催讨，但被告均无力支付。2009年12月8日，原告与被告方村书记陈功生及村秘书曾明华结算，形成了一份《刘长根2008年水泥硬化工程款》，其中将水泥道路硬化价格由每立方米251元增至298元，被告认可尚欠原告工程款428834元，并加盖了村委会公章。之后原告依此结算单向被告讨要工程款，仍未果。不久，被告方村干部人员作了调整，其中负责该工程的前村支书陈功生因经济犯罪被捕，村委会的新成员只认可与第三人陈立龙的合同，对原告的合同主体资格不承认，并认为陈立龙、刘长根都与陈功生有不正当的经济往来，损害了东岭村的利益，拒不给付原告工程款。2010年6月17日，陈功生被本院以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该判决确认了陈功生与陈立龙之间行贿、受贿对村道硬化工程加价的事实。原告催讨无果，遂于2010年9月28日诉至本院，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尚欠的工程款428834元及利息55191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四、法院审理
故原判认定，本案系合同纠纷。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则应当履行法定义务。本案的原告先与第三人签订了工程转包合同，形成内部转包行为，但2008年10月13日被告方出具了同意由原告直接结账的《工程款协议》及2009年12月8日原、被告对道路工程结算形成的《刘长根2008年水泥硬化工程款》，应视为双方形成了新的合同关系。因此，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被告认为与原告无合同关系的辩称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双方对道路质量并无异议，工程量也已经本院组织丈量，应以本院组织丈量的结果为准，故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路面价格、路基垫层。在原告与第三人陈立龙签订的内部转让合同中，双方约定“按陈立龙08年与东岭村所签订合同原合同转让”，虽然陈立龙在2008年8月18回与东岭村委会订立了一份加价47元的补充合同，但该合同行为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确认系第三、人陈立龙与原村书记陈功生之间行贿、受贿所达成，明显属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依照合同法的规定，该加价行为应属无效民事行为，故原告方要求按298元的单价进行结算，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但考虑原材料上涨的实际原因，基于公平原则，结合枣市西岭村道路硬化价格与交通局专业人员提供的价格参考，以260元每立方米计算较妥,计:路面工程量1680立方米×260元=436800元；会车道5个计17.188立方米x260元=4468.88元；至于路基垫层，因原告确已铺设但被路面覆盖无法实际丈量，而被告方在施工时放弃审查,应以双方结算的30120元予以确定。故本案总计工程款为471388.88元，减去被告已支付的114442元，尚差356946.88元。对原告的利息请求，因双方对违约责任无约定，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认为第三人超额领取了工程款，原告的工程款应由第三人支付，依现有证据在本案中无法查明核实，被告如主张权利，可另行起诉。综上所述，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茶陵县枣市镇东岭村民委员会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尚欠原告刘长根的工程款356946.88元。二、驳回原告刘长根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二审当事人纠纷的讼争焦点是1、被上诉人刘长根是否有权向上诉人东岭村委会主张公路施工工程款的债权请求权；2、被上诉人刘长根实际完成的公路施工工程量及其工程款的确定问题；3、第三人陈立龙是否超额从被上诉人东岭村委会领取公路施工工程款而应抵扣被上诉人刘长根的工程款。
　　一、关于被上诉人刘长根是否有权向上诉人东岭村委会主张主张公路施工工程款的债权请求权。
　　本案原审第三人陈立龙自2007年1月20日与上诉人东岭村委会签订《茶陵县通畅公路东岭公路路面工程》协议后，对该公路施工工程合同已经部分履行，第三人又于2008年8月15日将该合同剩余公路施工工程量的权利义务转让给被上诉人刘长根，并签订了《关于道路工程转让协议》，并约定刘长根可以第三人名义与上诉人东岭村委会进行工程结算，依《合同法》规定属于债权转让。从本案事实上看，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公路施工合同概括转让行为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背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这表明被上诉人刘长根在合格完成受让合同约定的东岭公路施工义务同时，亦相应取得与上诉人东岭村委会公路工程施工结算的权利。并且对于东岭公路工程施工合同此后的权利义务，2008年10月13日上诉人东岭村委会与被上诉人刘长根又达成《东岭村水泥硬化工程款协议》，上诉人已允诺在东岭公路工程完工后可由被上诉人刘长根结算，同时并允诺在2009年底向被上诉人刘长根付完90%的工程款的义务。此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9年12月8日进一步达成《刘长根2008年水泥硬化工程款》协议，亦明确了第三人与被上诉人各自的工程量，并认可被上诉人刘长根实际已领东岭村工程款额和尚欠刘长根工程款额为428834元。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刘长根取得受让自与第三人所签订东岭村公路施工合同的结算权利，而上诉人与第三人于06年-07年的东岭公路工程结算双方已于2009年12月8日达成《枣市镇东岭村06-07年道路砼硬化工程预结算表》，已经明确了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嗣后对于被上诉人刘长根的东岭公路工程情况，因为上诉人已于2008年10月13日和2009年12月8日两次协议允诺被上诉人刘长根可以对东岭公路工程的结算权和具体结算金额，据此可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可见，本案被上诉人有权依上诉人的允诺协议向其主张东岭公路工程款的债权请求权。
　　因此，从本案证据来看，上诉人已经分别与第三人陈立龙达成了06年-07年的东岭公路工程结算协议和与被上诉人刘长根达成08年的东岭公路工程的结算协议，并已经明确了这两个结算协议中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故上诉人东岭村委会上诉称被上诉人刘长根不是本案合同相对人的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被上诉人刘长根实际完成的公路施工工程量和工程款的确定问题。
　　从2009年12月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的《刘长根2008年水泥硬化工程款》的协议来看，被上诉人刘长根受让的东岭公路工程实际完成量为2.4公里，并明确了上诉人应欠被上诉人刘长根工程款为428834元。双方纠纷后，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并结合有关技术部门对被上诉人的东岭公路实际工程量进行现场实地勘测鉴定，其结果经上诉人东岭村委会和被上诉人刘长根共同签字认可，确定了被上诉人刘长根公路施工的工程勘测实际情况，并对被上诉人刘长根实际公路工程量确定为17.188立方米，对于所勘测的被上诉人工程量，在一审法院第三次庭审时，上诉人东岭村委会与被上诉人均表示没有异议，因此，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在实地现场勘测鉴定的被上诉人实际工程量结果客观真实，应予确认。本案结合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对公路工程单价的不适当提高和参考市场实际价格，一审法院变更降低合同工程量的单价后，再确定被上诉人刘长根东岭公路实际施工量的价款亦并无不当。
　　三、关于第三人陈立龙是否超额从被上诉人东岭村委会领取公路工程款而应抵扣被上诉人刘长根工程款的问题。
　　对于第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06年-07年之间的公路施工工程量的结算情况，双方已于2009年12月8日达成协议之《枣市镇东岭村06-07年道路砼硬化工程预结算表》，双方已经形成公路工程结算协议。因此，上诉人在二审期间又提出与第三人结算有误及认为第三人有超领工程款之虞的理由，系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问题，即属于另一民事法律关系，不得对抗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经形成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因此，上诉人以第三人超领工程款对抗被上诉人债权请求权的理由亦不成立。
　　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被上诉人应当依约和依法向被上诉人履行所约定的给付被上诉人工程款债务的相关义务。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结果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五、与本案及类似案例相关的法规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三条　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
　 第八十八条　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
第一百零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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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法院文化与法官队伍建设

朱凯


【内容摘要】“文化”在当今中国深入人心，人们已经习惯于在各个地方和各个领域寻找文化，特定的人群必定产生特定的文化，于是在法院这一具有特定职业特征的机构中产生了“法院文化”。对于法院文化的研究，从宏大的社会语境，逐步聚集到法院中的人——法官，法官这一特定群体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形成了具有职业特征的法院文化。本文从法院文化的概念着手分析，提出法院文化对法官队伍建设的指导意义，通过列举本院文化建设的实际来指出法官队伍建设对法院文化的前进推动作用。


　　“文化”在当今中国深入人心，人们已经习惯于在各个地方和各个领域寻找文化，于是在法律科学中出现了“法律文化”，法院文化与法律文化一样，本身就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法院文化命题在中国出现，是从司法实务界然后再到理论界的，与司法改革的进程基本一致。对于法院文化的研究，从宏大的社会语境，逐步聚集到法院中的人——法官，法官这一特定群体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形成了具有职业特征的法院文化。只有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法院文化，同样，良好的法院文化氛围也有利于法官队伍的成长和法官素质的提高，为司法为民、提高司法能力奠定良好的队伍基础。

一、法院文化的概念

　　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是缘于一定职业并且带有一定地域性的以法官为主体的特定人群的集合，因此必然会形成一种特定的异于其它群体的文化。如果要给法院文化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笔者认为，应对法院文化作出广义的理解，即法院文化是以法官为主体的法院以及法院中不同个体有关法律和法院活动的看法、态度、评价等等的观念形态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同时还包括与法院有关的制度以及器物文化的综合体，后者如法院的建筑风格、法庭的布置与法庭人员的着装、礼仪等等。法院文化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它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对内而言，它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自我规定性和自治性，显示出一种团体文化特征。另一方面，对外而言，具有社会反射性，社会对法院的看法、意见、评价等可能借助各种力量，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等等反过来来影响这种文化的走向或者改变这种文化特征。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生在一个统一体中的过程。
　　一般认为，法院文化由四个层次构成，即表层的物质文化、浅层的行为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和深层的精神文化。表层的物质文化是指由法院的建筑、设施和装备等所构成的器物文化。它主要包括法院办公楼、审判楼、审判法庭、法院的徽志——华表天平、独角兽等。浅层的行为文化是法官群体在审判活动、研究培训、生活娱乐、人际交往中产生的活动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是指法院在从事审判活动、管理活动中形成的与法院司法精神、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法院规章、制度、组织机构等，这一层次是法院文化中规范人和物的行为方式的部分。深层的精神文化是法院文化的核心层，是指法院在审判活动、管理教育活动中形成的独具法院特征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它包括司法精神、法官的职业道德、工作目标、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法院文化是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具有自我规定性的以法官习性为中心的结构出现的，法官在听讼中的行为方式、对当事人的态度、做出判决过程中是否会请示上级法官或领导、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或诱惑的想法等等一系列观念、活动。法院的文化特征会促使法官养成一种习性，积累某种知识，进而形成一种司法传统和风格，具体而言就是法官的观念和行为模式的集合体。这种习性和知识一旦形成，就会通过法官带到他审理的案件当中，从而呈现出法院文化的态势。研究法院文化就是要研究法官这种职业者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思维和判断模式所共同构成的职业化倾向或者说群体特征。这种职业化倾向或特征决定了一个法院乃至整个法院系统的法官所具有的精神生活以及物质生活习性，而这些习性都会在审判活动中表现出来。法院文化的职业化特征通过审判社会大众进行展示，当然也体现在诉讼当事人以及诉讼参与人与法官的接触过程中，因此法院文化也直接影响着社会公众对于法院的评价和公信度。
法院文化对法官队伍发挥着整合、导向、凝聚、规范和激励等作用，先进的法院文化一旦形成，就会成为约束法官的非正式规则，从而使法官放弃一些不适宜的行为习惯和利益取向，而谨慎地约束自己的言行，维护整个队伍的形象，提高队伍的素质。

　　二、法院文化对于法官队伍建设的指导意义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依法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人民法院在国家法制建设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示范作用和影响力。法院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中社会意识形态——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建设现代司法文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在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全面深化司法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著名学者贺卫方教授曾说过：“我们的法院对法官文化或者司法文化建设的重视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法官是今天社会中的一个独特的行业。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所管辖或处理的事务方面，更体现在人们处理事务或行使权力所运用的方式、思考和分析问题的方式、语言的风格、外部行为的风格等诸多方面。概括地说，法官之所以称之为法官，正是他们具有这种不同的文化。在法官中培育这样的文化，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形成一种理解司法职业特殊性、理解司法独立重要性的文化氛围，这样的文化建设工程对于司法改革的重要性可以说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 这段讲话深刻地提示了法院文化对于法院建设的意义。
（一）优秀的法院文化对法官队伍起到一种指引和导向的功能。
　　浓厚的文化氛围、先进的文化方向，对于法官队伍法律知识结构的改善、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和法官职业自豪感的培育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法院文化又有利于法官队伍形成荣辱与共、同舟共济的团队意识和大局意识，增强法官队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能更好地服务于为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大局。
（二）优秀的法院文化能约束法官的行为举止。
　　现代司法理念是法官群体为达到公正的司法终极目标，在对司法权本质特征及其运行规律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内心自主选择的、坚定信服和推崇的、并在司法实践中奉为最高行为准则的基本观念。在先进文化司法理念的指引下，法官能更好地树立思想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在行为、形象、纪律、作风等方面，遵循法官职业道德准则，使外在的规章制度、管理规范变为自己的自觉行为和理想信念。约束法官队伍的规章制度是各层次、各类别的，从职业道德到单位纪律，从部门规章到国家法律，从检察监督到人大监督，从舆论监督到群众监督，应该说是全方位、非常健全的，但我们应该铭记一句话，那就是不论任何时候，制度都是由人去执行，都是靠人去遵守的。但只有把外在的监督和法官内心的自觉服从结合起来，制度才能用活，才能得到更好地遵守。
　　（三）优秀的法院文化能对社会公众产生巨大的影响。
　　法院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它与其他文化必然会产生互动和相互影响，进而对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的提出起到辐射和促进作用。法院的审判、执行等工作，时时处处与广大的社会公众利益产生直接的联系，法院文化通过具体的审判、执行等工作得以体现出来，从而使社会公众都能感受和了解法院文化，扩大法院文化的影响。4、优秀的法院文化能激励法官的干劲和工作热情，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并从中实现自我素质的提高和个人发展。这是法院文化的一种激励功能。在以往的论述中，我们往往都是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但不可否认，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也是为了人的需要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作为社会成员的一类，法官这个群体同样有人的需求和追求。正确看待这个问题，才能使我们更有针对性的制定针对法官队伍的规则，才能使我们地工作少走弯路，才能使我们的队伍少出问题，这也是对法官队伍的爱护和对法官这个群体的尊重。法官群体是社会精英的集合，法官职业对于他们来说，决不仅仅是一个谋生的手段，更是出于对法律的信仰，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法院文化所宣扬的司法理念，公平与正义、效率与公平、清正廉洁、秉公办案、司法文明等理念，使法官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产生强烈的热情和信心，从而调动起法官爱岗敬业、谨慎裁判的积极性，在实现审判工作公平与效率的有效统一、司法文明的同时，也使法官自身的价值得到了体现。

　　三、法官队伍建设对法院文化的前进推动作用

　　人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力量，文化与群体紧密相连。具体到法院文化中，法院文化的形成、发展与法官也是紧密相连的，法官是法院文化建设的主体和最活跃的因子。我们在以往的工作中往往只注意到法院文化对法院工作乃至法官队伍的促进作用，而经常忽视法官队伍对法院文化地形成和发展的推动作用。其实，法院文化的形成与法官队伍建设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过程。只有先进的群体才能产生先进的文化，因此在法院文化的建设中要大力提高法官素质，这也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建设“学习型法院”就是对法院文化的一个良好的把握。学习是职业化的最直接的途径，具体做法是首先把“学习”作为一个概念向全院推广；其次，结合各种考核制度，将法官的学习成果、学习态度、学习过程等量化并计入年度考核；第三，为法官提供培训机会，“培训与自我教育结合”；第四，围绕自己的审判活动，开展调研。这种把学习定位为终身教育的理念，如果贯彻到位，相信应该会对法院具有深刻的影响。因为法院文化的核心在于法院的精神。从总体而言，法院是遵守法律、维护法治、提供公平正义的判决机构，法官素质构成了法院文化的核心内容，这些素质包括法官的正义感、法律感、社会责任感、判断技巧和逻辑思维能力、多学科的知识结构等，这些都可以通过学习得以提高和丰富。
　　同时，法官运用司法权裁判案件并自负其责不是纯粹的照搬法律条文与事实的机械活动，而是富有人性的创造性活动。英国近代著名法官科克认为，法律上各种案件“是由人为理性和法律判决来决定的，而不是由自然理性来决定的；法律是一门科学，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其关注的便是素质问题。根据我国法官法的规定，法官素质主要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品行素质。在政治素质上，法官应拥护宪法，并忠实地执行法律，忠于人民；在业务素质上，法官应有精湛的法律专业知识、熟练的审判业务能力和丰富的办案经验，须通过严格的任职资格和业务培训加以保证。在行使审判权时除了要扮演自然人角色，更重要的是扮演好社会人角色，接受社会主体对自己品德的期待和监督，而不能感情用事，唯有如此，法官才能真正成为法律的使者、公正的化身，才能在法院形成良好气氛，促进良好的法院文化的形成。
　　近几年来，我院开展的廉政文化进法院活动、法官讲坛活动、“比、争、创”活动、组织庭审观摩，评选优秀裁判文书活动、组织瞻仰烈士陵园、普及性宣传法律知识活动、推出电子显示屏上墙、宣传手册上架、挂牌上岗等便民措施、人手一台电脑，实现办公现代化、开设职工食堂、解决干警职级待遇、举办文艺汇演、演讲、篮球比赛等文体活动，这些都是法院文化建设的内容。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我院干警的工作作风、精神面貌明显转变，最突出的就是工作拖拉、得过且过的现象没有了，背后说人闲话、搬弄是非的现象也少了，大家都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大大提高，全院上下形成了一股合力，目的是把审判工作做好，更好地实现公平公正，更好地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院近几年来，案件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每年结案率均达98%以上，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连续荣获市级文明单位标兵、省级文明单位标兵，法院集体三等功。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我院开展的文化活动是分不开的。正是我院注重加强法院文化建设，以独特的文化蕴涵诠释着“院有文化风自正”的意境，以创建“学习型法院”为进取目标，用法院文化规范和引导了法官业内业外行为，营造了健康向上的法院文化，形成了以“公正、高效、严谨、文明”为核心的法院精神，在全院营造出了浓厚的比、学、赶、超氛围，增强了干警的责任心、事业心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从而促进了审判工作的向前发展。
　　总之，培育先进的法院文化，必须大力推进法官队伍建设，全力打造法官职业共同体。法院文化的主体是法院，而法院的主体则是法官。因此说，法官队伍的状况如何是法院文化建设的主要决定因素。目前现有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总体状况亟待提高。诚然，我们可以通过始终不断的理想信念教育、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党性党风教育以及职业道德教育等一系列教育活动加大“教化”的作用。但毋庸质疑：教育不是万能的。最根本的解决途径是大力推进法官队伍职业化进程，全力打造法官职业共同体，使法官成为法律理念的塑造者、法律传统的信守者、法律秩序的缔造者、法律运行的领航者、法律正义的完善者，以其共有的法律精神、法律理念、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和法律语言，崇高的司法品格和精英化的司法能力来体现现代的法院文化。同时，辅之以相应的制度对法官进行约束、规范，并且用制度将已经形成的一部分先进的法院文化固定下来，力争做到，通过法官素质的提升形成良好的法院文化，现有的良好的法院文化又能提升每一个法官的素质，实现法官与法院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朱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