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贵港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港市廉租住房保障办法》的通知

贵政发〔2011〕26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贵港市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已经市第四届人民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贵港市廉租住房保障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完善本市廉租住房保障制度，保障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建设部〔2007〕162号令）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实施意见》（桂政发〔2007〕44号）文件，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廉租住房保障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本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是指贵港市及所辖县（市、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范围内，家庭收入、住房状况等符合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规定条件的家庭。

第三条 市廉租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负责本市廉租住房保障管理工作；县（市、区）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廉租住房保障管理工作，接受中央、自治区和市人民政府对廉租住房建设管理工作的监督和绩效考评。

市人民政府委托指定单位作为市本级廉租住房项目建设单位，所委托的指定单位负责市本级新建廉租住房的建设管理工作。

县（市、区）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廉租住房保障管理工作负总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改、监察、民政、财政、国土资源、建设规划、税务、价格、房产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本市廉租住房保障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 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负责协助廉租住房管理部门办理住房保障的有关管理、服务工作；市辖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廉租住房保障申请的复查工作。

第二章 申请条件和保障方式

第五条 申请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必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家庭人均年收入属于市人民政府公布的低收入困难家庭范围；

（二）没有住房家庭或家庭人均自有住房（含自建房、房改房、集资建房等）建筑面积低于市（或县）人民政府公布的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

（三）家庭成员均具有本市城区范围内城镇非农业常住户口一年以上（含一年）,且在本市城区范围内实际居住生活。

第六条 家庭成员相互之间应当具有法定的赡养、扶养或者抚养关系，包括申请人及其配偶、子女、父母等。申请家庭成员中已享受廉租住房政策或者已作为其他家庭成员参与廉租住房申请的人员，不得再次参与申请。

第七条 廉租住房保障实行货币补贴和实物配租相结合的方式。

货币补贴，是指市、县(市)人民政府向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发放补贴，由其自行到市场上租赁住房。
　　实物配租，是指市、县(市)人民政府向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直接提供住房，并按照廉租住房租金标准收取租金。

第八条 租赁住房补贴保障面积及补贴标准，由当地廉租住房管理部门会同财政、民政、价格等部门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平均住房状况、市场平均租金和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经济承受力等因素确定，报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后执行。

第九条 采取货币补贴方式的，补贴额度按照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现有住房建筑面积与现行保障面积标准的差额、每平方米补贴标准确定。

第十条 采取实物配租方式的，以每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户配租一套廉租住房标准确定。

第十一条 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条件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优先予以实物配租：

（一）老、弱、病、残、伤残军人、烈属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

（二）需要搬迁安置的危旧直管公有住房的承租户；

（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四）其他住房困难的特殊家庭。

城区所在乡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申请实物配租，但其常住户口所在乡镇范围内无廉租住房房源的，可以采取货币补贴方式进行保障。

第十二条 廉租住房租金标准由市或县（市）廉租住房管理部门报同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程序审批确定。

第三章 保障资金和房屋来源

第十三条 廉租住房保障资金采取多种渠道筹措，包括：

（一）扣除计提贷款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用后的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余额；

（二）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按照不低于10％的比例安排用于廉租住房保障的资金；

（三）市或县（市）财政预算安排用于廉租住房保障的资金；

（四）自治区财政预算安排的廉租住房保障补助资金；

（五）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安排的补助资金；

（六）中央财政安排的廉租住房保障专项补助资金；

（七）社会捐赠的廉租住房保障资金；

（八）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

第十四条 廉租住房保障资金实行专项管理、分帐核算、专款专用、专项用于廉租住房保障开支，包括收购、回购、改建和新建廉租住房，以及发放租赁住房补贴，此外不得用于其它开支。
各级财政应适当安排廉租住房保障工作经费，专项用于开展廉租住房保障工作。

第十五条 市廉租住房主管部门应于每年年底前向市财政部门报送下一年度廉租住房保障资金预算（除新建廉租住房建设资金预算部分外）；市廉租住房主管部门会同市人民政府委托指定的新建廉租住房项目建设单位根据下一年度新建廉租住房建设计划，作出建设资金预算并报送市财政部门，市财政部门要根据预算情况予以审核，制定廉租住房资金的年度使用计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六条 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来源包括：

（一）政府出资建设的廉租住房；

（二）政府出资收购的住房；

（三）社会捐赠的住房；

（四）清理腾空并符合廉租住房标准的公有住房；

（五）其他渠道筹集的住房。

第十七条 廉租住房建设计划由市或县（市）市廉租住房主管部门会同市或县（市）发改、财政、建设规划、国土资源房产等部门拟定，报市或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廉租住房建设用地应当根据本市廉租住房需求情况，由市建设规划部门统一选址后，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采取划拨方式供应廉租住房建设用地。

市人民政府委托指定的新建廉租住房项目建设单位应根据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的新建廉租住房建设计划，及时开展项目立项、设计、选址定点、征地拆迁、环评、准建和施工许可等前期建设工作；项目设计须符合中央和自治区有关廉租住房的建设标准，满足基本的使用功能；项目建设须按照自治区要求的建设进度安全、按质按期完成施工。建设项目通过工程竣工合格验收后，应及时移交市房改部门。

第十八条 新建廉租住房，采取配套建设与相对集中建设相结合的方式，主要在经济适用住房、普通商品住房项目中配套建设。

新建、收购以及回购的廉租住房，套型建筑面积应控制在50平方米以内。

鼓励社会机构投资建设廉租住房、购买住房作为廉租住房或捐赠廉租住房、资金等。

政府认定的单位投资建设廉租住房、购买住房作为廉租住房或捐赠廉租住房、资金等，按照国家规定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第十九条 廉租住房建设项目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第二十条 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实行保障型物业管理。廉租住房承租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交纳物业服务费。

第四章 申请与核准

第二十一条 申请廉租住房保障的，应当以家庭为单位按照规定程序提出申请。

第二十二条 申请廉租住房保障的，应当向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廉租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提交书面申请，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申请当月前一年内家庭成员收入证明。收入证明包括以下材料之一：

1.县（市、区）民政部门出具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证明或者救助证明；

2.县（市、区）民政部门出具的城市居民低收入生活保障证明或者救助证明；

3.经单位盖章及县（市、区）民政部门确认的单位职工年收入证明（包括工资、奖金、各类补贴、加班费和其他收入）；

4.其他符合要求的收入证明材料。

（二）家庭成员身份证明、户口簿，以及婚姻状况、婚育状况证明；

（三）家庭成员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居住状况调查证明；

（四）家庭成员现有住房的权属证书或者其他证明材料；

（五）属老、弱、病、残、伤残军人、烈属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家庭的，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六）依法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三条 申请廉租住房保障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按本办法第二十二规定，持申请材料向户籍所在市或县（市）廉租住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填写廉租住房的申请表；

（二）申请表中应由街道办事处、社区负责核查的项目，街道办事处、社区应严格按有关规定进行核查、入户调查，并签署意见；市辖三区廉租住房管理部门对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及家庭情况进行复查，签署意见后将申请材料报送市廉租住房主管部门审核；

（三）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市或县（市、区）廉租住房主管部门应将申请家庭的基本情况在本市媒体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5日，无异议的，由市廉租住房主管部门予以登记；

（四）市或县（市、区）廉租住房主管部门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登记造册，按住房困难程度、登记先后次序实施租赁住房补贴或轮候实物配租。

在轮候期间，申请人家庭基本情况发生变化的，申请人应当及时向市或县（市、区）廉租住房主管部门申报；经查实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取消轮候。

第二十四条 对轮候实物配租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在实物配租未能实施前，发放租赁住房补贴。

获得实物配租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应当与市或县（市）廉租住房主管部门签订廉租住房租赁合同。廉租住房租赁合同应当明确下列内容：

（一）房屋的位置、面积、附属设施和设备状况；

（二）租金及其支付方式；

（三）房屋用途和使用要求；

（四）租赁期限；

（五）房屋维修责任；

（六）停止实物配租的情形；

（七）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方式；

（八）双方约定的其他内容。

获得实物配租的家庭自收到实物配租通知之日起30日内，无正当理由不与产权单位签订廉租住房租赁合同的，注销其登记。

配租家庭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廉租住房安排的，取消当年度廉租住房保障。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 市或县（市）廉租住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廉租住房保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定期向社会公布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廉租住房保障情况及监督检查结果。

市人民政府委托指定的新建廉租住房项目建设单位接受中央、自治区、市人民政府及市廉租住房主管部门和各有关部门对新建廉租住房建设情况的监督检查，并定期向社会公布新建廉租住房项目规划、设计、资金使用和工程质量等情况及监督检查结果。

第二十六条 市或县（市）廉租住房主管部门应当以家庭为单位建立廉租住房档案，及时掌握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人口、收入及住房变动等有关情况，实行动态管理。

第二十七条 获得廉租住房保障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家庭人口、收入及住房等情况发生变动的，应当在30日内向常住户口所在地社区或街道办事处报告变动情况；

（二）自取得廉租住房保障满一年之日起2个月内向常住户口所在地社区或街道办事处申报家庭人口、收入及住房等情况。

社区或街道办事处应当对申报的变动情况进行审查，并将审查结果报送廉租住房保障部门。

市或县（市）廉租住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人口、收入、住房等变化情况，采取调整租赁住房补贴额度或者保障方式等相应措施。

第二十八条 获得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或县（市）廉租住房保障部门按规定停止发放或者调整货币补贴，收回或者调整其承租的廉租住房：

（一）家庭人均年收入超出本市廉租住房保障申请条件的；

（二）因家庭成员人数减少或者住房面积增加，人均现有住房建筑面积发生变化的；

（三）将承租的廉租住房转借、转租的；

（四）擅自改变房屋使用用途的；

（五）无正当理由连续3个月以上未在所承租的廉租住房居住的；

（六）无正当理由累计6个月以上未交纳廉租住房租金和物业管理费的；

（七）无正当理由不在规定时间内向所在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如实申报家庭人口、收入及住房等变动情况的；

（八）配租家庭不接受廉租住房小区物业管理公约的，有违法违纪行为，经教育仍不悔改的；

（九）其他规定。

第二十九条 获得实物配租的家庭不再具备实物配租条件的，应当自收到廉租住房主管部门作出的《限期退出廉租住房通知书》之日起3个月内腾退住房。腾退期间，按公有住房租金标准收取房租。腾退期间届满仍不腾退的，市或县（市）廉租住房主管部门可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不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及住房情况，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廉租住房保障的按下列办法处理：
（一）对获得租赁住房补贴的，责令其退还已获得的租赁住房补贴；

（二）对获得实物配租的，责令其退出廉租住房，并补交市场租金和廉租房租金的差额。

第三十一条 对以欺骗、伪造材料等不正当手段骗取廉租住房保障的，由廉租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对出具虚假证明的单位和个人，由市或县（市）廉租住房管理部门提请监察部门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二条 申请人对审核结果、轮候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市或县（市）廉租住房保障部门申请复核，也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第三十三条 市或县（市）廉租住房保障部门、廉租住房建设单位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资格审核、建设工程管理和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起施行。2006年8月31日发布的《贵港市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贵政办〔2006〕123号）同时废止。





我国加入WTO面临的法环境和政府法制建设



内容提要：本文从法治建设即法环境和政府法制建设是“数百万计的专业化工人和其它投入的有效合作”、“获得真心财富”的制度保证入题，通过论述建设法治市场经济要解决的两大问题、法治造就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违背有限政府的两类情况、有效政府与政府监管、推动法环境建设和政府法制建设的力量等方面，阐述了建设有效政府、有限政府是我国加入WTO面临的法环境和政府法制建设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法治、有效政府、有限政府。
我国加入WTO的目的是旨在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大餐桌上分得一杯羹。但是尚待健全完善的法环境和政府法制建设，像左手牵制右手一样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生前为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曼库尔.奥尔森在他的《为什么有的国家穷有的国家富》一书中，用排除法论证了文化、人口密度、资本和劳动等诸多因素不是决定一个国家穷富的根本原因，论证出穷富边界是国界——即国界勾勒出不同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曼库尔.奥尔森教授在文中写道：“问题在于无序的个人行动并不能获得真正的巨额财富。只有通过数百万计的专业化工人和其它投入的有效合作，也就是说，只有专业化和贸易收益得以实现，它们才能被获取。虽然低收入社会能获得大部分自我实施交易的好处，它们仍未能获取大部分最大的专业化和贸易收益。”其原因是，其一“它没有公正地执行合同制度，从而失去了大部分此类需要公正的第三方实施的交易收益（如在资本市场上的交易）”；其二“它们没有在长期中保护产权的制度，从而丧失了大部分资本密集型生产的收益”；其三“这些社会中的生产和贸易还受到蹩脚的经济政策和私人或公共掠夺行为的损害”。曼库尔.奥尔森教授文中提出的三个方面需要的制度保证，就是需要一个高效率的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法环境和政府法制建设。
无论是在对市场与法治关系的探讨上，还是在评判市场经济的标准上，政府这一角色都占据着关键的地位。政府所以说是市场与法治关系中的核心纽带。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实践到了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时刻，推动政府角色在市场和法治的背景下的转变，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
建设法治市场经济要解决的两大问题
在经济发展的法环境中的两个重要角色是政府和经济人（企业和消费者）。政府的行为和经济人的行为从本质上说都可以是利已的和机会主义的。只有约束政府和经济人的行为，才能使他们的行为达到好的效果。
首先，经济人的天性是机会主义的，只要有可能，总想扩大自己的利益，即使这样做会损害其他经济人的利益。如果抢东西、偷东西不受惩罚，抢和偷就有吸引力。如果违反承诺不受惩罚，守信就没有吸引力。自由竞争能解决问题吗？不一定，因为竞争可以提高福利，也可以减少福利，关键是看产权和竞争规则的确定。
因此，为了实现市场的功能，市场经济必须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经济人必须被约束。这种约束至少包括三项内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合同的实施、适当的监管。没有这些，经济人的行为不受到约束，市场就是无序的，经济人的为自己利益的努力将互相伤害，而不是互相有利。
由谁约束经济人？一种可能是经济人自己，经济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许会遵守秩序，比如他在乎自己的“声誉”，因为坏的“声誉”导致将来别人的不合作，丧失图利的机会。如果短期的利益小于长期带来的损失，经济人基于声誉考虑会遵守秩序。另一种可能是社会的非正式习俗，比如“诚信”。它是一种“社会资本”或共享的信仰。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虽然个人声誉和社会诚信起很大作用，但它们对维持大量的复杂的交易是远远不够的。产权的保护、合同的实施、适当的监管需要一个执行规则的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就是政府。
人们习惯对政府的“守夜人”职责轻描淡写，实际上，政府要做到使市场有秩序是非常不容易的。它要保护产权不受侵害，特别是不受强势的侵害；它还要保障合同的实施，公正地实施；它还要做适当的监管，保障竞争的秩序。
但是，引进一个强大的政府马上引入另一个问题：当这个政府用它的权力去保护产权，实施合同，并做到有利于市场的监管时，这个政府也可以用它的权力破坏产权，不公正地实施合同，做不利于市场的管制。有两个基本原因使人们对政府的滥用权力极为忧虑。第一，政府的垄断性强制权力。本来，赋予政府垄断的“守夜人”职责是为了节省成本，但是这一垄断性强制权力自然使经济人受到政府的威胁。第二，政府并不是由一个人组成的，而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即使有些官员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却不能保证所有官员都这样。
法治造就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
如何较好地解决这一两难问题呢？即约束经济人又发挥政府的作用，但同时又约束政府呢？没有完美的制度，但目前人类发明的最好的制度就是法治。所谓法治，就是经济人和政府都置身于法治的框架之下，都受到法律的约束。法律通过政府保护产权，实施合同，维持市场秩序，但同时法律也约束政府。
法治的约束政府的作用是区别“以法治国”（或称“法制”）与“法治”的试金石。“以法治国”是政府以法律为工具来管制经济人，但是政府自己在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约束。因此，“以法治国”下的政府本质上是无限政府。法治的第一个作用是约束政府，第二个作用才是约束经济人，是针对常见的误区提出的。重要的是，法治造就一个有限与有效的政府。因此，法治是建设好的政府，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保障。在法治下，政府与经济人是一种“保持距离型”关系。
法治通过预先制定的规则来划分政府和个人的权利范围，建立决策和解决纠纷的程序。通过这种方式，政府受到约束。当然，法治并不是约束政府的唯一方式。公民社会和民主是约束政府的另外两种方式。公民社会通过非政府组织舆论、媒体等渠道约束政府。民主是以投票的方式，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政府人员，决定事情，从而约束政府。
在三种约束政府的机制——法治、公民社会和民主——中，我们特别强调法治建设，并不是否认公民社会和民主的作用，而是指出制度建设中的一种适当程序。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法治建设可以比较直接而且效用比较高地推动好市场经济的建立。用法治来约束政府应该排在优先顺序上。法治是独立于公民社会和民主的约束政府的形式，并不是不先建立民主就不能在法治建设上有建树。虽然三者之间确实有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并不能推导出没有民主，没有公民社会，就不能去建设法治。实际中存在很多的空间，努力推动法治建设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违背有限政府的两类情况
法治下的政府是有限政府，法治的一个重要作用是约束政府。为什么要把约束政府放在首要位置，这跟我国的历史和现状有关。因为我们的历史是从计划经济走过来的，我们的现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职能和体制上来讲，政府习惯的是无所不包，而且我们的历史上没有有限政府的概念，没有政府行为要受到约束的概念，所以约束政府应该作为法治建设的重点。
在现实中，违背法治的突出表现正是法治没有约束政府，即政府没有能成为真正的有限政府。
这里有两类情况：第一类情况是政府颁布的限制经济人活动空间的法律太多。有法律的国家并不一定是法治国家，立法多并不意味朝法治国家迈进。事实证明，众多的限制经济人活动的法律，往往是造成了很多坏的市场经济的主要原因。这在中国虽然是新出现的问题，但是在其它国家是老问题了。法律多并不是法治。相反，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来捆绑经济人，是打着法治的旗号，实施以法治国。
法治国家不是法律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约束、窒息经济的发展是坏的市场经济的一大原因。在其它发展中国家，早已发生了这种情况，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警惕，比如所谓的“拉美病”和“印度病”。同中国相比，拉美各国和印度不能不说是法律“健全”，但是我们不认为他们是法治国家。拉美国家在19世纪20年代就独立了。秘鲁人迪索托在1989年出版的《另一条路》一书中，生动地记载了在秘鲁过多的法律和法规，赋予政府种种权力对民营企业的建立和进入市场制造种种障碍，窒息了秘鲁经济发展的活力。申请一个个体户的营业执照需要经过无数道手续，拜访无数个机构，花费几年时间才能办下来。太多的法律完全阻碍了人们进入生产性的经济领域，迫使企业家转入地下。印度最初的法律体系是从英国移植来的。独立后印度的劳动立法对劳动市场有极强的管制。在我国国有企业曾经是铁饭碗，但后来国有企业用工制度也比较灵活了。在印度，有法律规定，即便是私人企业，在雇佣人数达到50人后也不得解雇工人。印度劳动力市场的繁琐法律对经济发展很不利。这种情况现在正在改变。
秘鲁的例子说明法律对企业进入的管制，造成企业创业的困难，窒息经济的活力。印度的例子是讲法律对劳动市场的管制，也是妨碍经济发展的。因此，有法律的国家不等于法治国家，关键是法律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现在我国的情况是，一些政府部门学会了以法律或法规作为自己的工具来捆绑别人，规制别人，把别人捆绑起来，自己的权力就大了。以法律为工具来扩大政府的权力，符合以前的惯性，又是与现在一些政府部门的利益相一致，因此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倾向。
第二类情况是限制政府任意权力的法律太少。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政府的任意权力是无限的。现在虽然强调法治了，但限制政府任意权力的法律还远远不够。政府的任意权力反映在各个方面。比如企业建立起来以后，各种骚扰、摊派、赞助等就蜂拥而至，没有法律约束政府的这些权力。又比如执法是运动式的，像查偷税漏税，是搞运动式的，没有法律程序的约束这种执法。现以2002年底中国电信调价为例，先是突然调高海外接入价格，然后迫于压力又调低价格。它说明政府监管部门的电信定价没有程序上的约束，政府任意权过大，想干嘛就干嘛。实际上的结果是政府的监管部门被电信公司“俘获”，企业的目标成为了政府的目标，又没有法律约束政府的任意权力 ，结果政府的调价决定造成了市场的无序。
政府的任意权力引起人们预期政府的政策多变，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如果是一个法治环境，就有认定的程序。比如电信价格属于被政府规制的价格，调整时需要举行听证会，就会有公众的声音，并不是仅仅是电信公司的游说。法治中非常强调的程序的作用就是对政府任意权力的限制，政府做事的时候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不能随便行事。但是，目前我国限制政府任意权力的法律欠缺，比如，迄今为止尚未出台约束行政垄断权力、保障公平、透明决策的《行政程序法》。因此，调整程序、听证程序和决策程序都无法可依。
这两类情况，一个是政府给经济人加过多的约束，一个是对政府的任意权力约束不够。它们都会干扰有限政府的实现，不利于好的市场经济形成。将这两类问题区分开来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但是都是反映了法治在约束政府方面的偏差。由于我们国家原有的法律很少，因此，就有一种自然倾向，似乎法律越多越好。事实上，这正是法治建设中容易出偏差的地方。法律太多已经成为许多城市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中国也面临这样的危险，从法律不健全会走向颁布法律过多。中国要警惕可能走上拉美、印度的旧路。但在约束经济人的法律过多的同时，约束政府任意权力的法律却很不够。因此，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往往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法律太多的弊端，使政府干预有了法律依据，对企业生存和发展造成困难。另一方面是政府做事可以不按程序，干预的任意性仍然很大。
法律太多和政府干预的任意性是偏离有限政府的两个方面，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是都反映了同一根本性的观念误区。这个误区就是把法律作为政府管理经济的工具，即法律的“政府工具论”。这种法律的政府工具论的观念是非常普遍存在的，它是政府违背法治的两类情况的根源。法律不是政府的工具。政府往往成为法治的障碍。法治的实质是政府和经济人都受法律的约束。因此，只有彻底改变法律的政府工具论的观念，才能使政府成为真正的有限政府，才能建成真正的法治。
有效政府与政府监管
在法治国家，政府的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在此条件下，政府如何成为有效政府，是能否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重要因素。
产权保护和合同实施是经济学家一致认同的政府职责。除此以外，对经济人在市场中的行为要不要有所“监管”则有不同声音。
对要不要监管这一问题，有时候约束经济人的行为仅仅靠保护产权和实施合同是不够的。比如，在产品市场中，维持竞争秩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如产品安全性）需要对生产者有所约束。在金融市场上，保护投资者的权益也需要对用资者有所约束。“过度监管”和监管者被“俘获”都是说明政府并没有在为人民谋利益。因此，对监管者——政府——要有约束，有效政府只有在有限政府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在产品市场上，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建立和维护竞争秩序，比如在电信航空等产业。起初，人们想到的是简单的反垄断。现在经济学家开始在“对垄断的规则”的说法上有一个转变，因为规则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干预，而且这种说法比较静态。现在更多的是说政府实施“竞争政策”。这是一个更向前看的说法，更多强调的是促进市场竞争。从促进竞争这个角度来讲，可是面向未来，考虑到将来的技术变化，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金融市场的监管情况就不同。那里的问题主要是如何通过监管让公司和金融机构（后者包括银行、基金、券商、保险公司）的经理把“圈来的钱”掏出来还给投资者。针对的是约束不情愿把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钱还给投资者的经理。经理以圈钱、掏空和欺诈行为对待投资者是一种天性。除非他有其它的制约，不然都会这样，全世界都一样。对金融市场的研究经验表明，在没有政府监管的情况下，金融市场的发展并不成功，而捷克政府奉行的正是不监管的政策。政府的适当监管，比如强制信息披露和限制关联交易，对发展金融市场有促进作用。
在现实中，政府监管在任何国家都不是或者是零或是一。即使在发达国家，在两者之间也在不断做出微调，。“钟摆”在一个时期向加强监管摆动，另一个时期则向放松监管摆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钟摆向放松监管的方向摆动，这是因为70年代的政府管制过头了，压抑了经济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钟摆又有点往回摆了，原因在于发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电力市场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说明我们不能假定政府退出以后的市场就可以自动解决问题，一个有效且有限的政府在此至关重要。
推动法环境建设和政府法制建设的力量。
推动法环境建设和政府法制建设即建立法治社会的动力来自哪里？不外乎来自内部利益、外部压力和知识的力量这三个方面。
首先，内部利益可以从经济人和政府两方面看。
消费者和生产者从自己利益出发有对建立法治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需求在上升。经济人看到自己的长期利益，希望约束自己的同时也约束别人，尽管这样一来短期利益会下降。经济人也希望约束政府的行为。但法治需要通过政府实现。约束经济人通常符合政府的利益，那来约束政府自己呢？经济发展的结果不是零和博弈，是潜在的双赢和多赢，因为把饼做大后经济人和政府都受益。因此，政府从自己的角度来讲，也需要固定的、可预测的、透明的制度规则，对政府自己的利益（比如税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也有好处。法治对经济发展有直接效益，它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让饼如何做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会有所谓“权力的悖论”，约束政府的权力可以使政府受益。
第二，外部环境的压力推动法治社会的建立。
除了上述的内部利益之外，我们不能忽视外部压力对建立法治和有限政府的作用。中国加入WTO是非常重要的。WTO的规则是法治的规则。WTO这么多规定，几乎全部都是用来约束政府的。开放带来的新的竞争规则是硬道理，这就使得以前政府部门的很多做法行不通了。比如有关劳动的限制性法律，在开放的条件下，你会发现你的竞争力不够了，因此就需要改变。
第三，知识的力量。
独立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更多地关注整体利益，关注较弱群体的呼声，他们的优势是推进人类的知识。在历史变革中，利益问题和认识问题都是重要的。知识的力量在于提高人们的认识，就是要让人们懂得历史，明白周围，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和目前遇到的瓶颈。也因为这些人的利益比较超脱，看问题的时候会宽一些。社会需要所谓代表“公众利益”的声音，它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的重要力量。虽然人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但不一定什么时候都能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清楚的，因为自己的利益往往会同其他很多因素绞在一起。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经过细致的研究，有时会看得清楚一些。他们会告诉人们，法治是人类的制度创新，是约束政府和经济人的有效方式，是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从长期看，人们的整体利益在法治下是最大的。因此，知识也是推动法治建设的一种独立的力量。
这三种力量——内部利益、外部压力和知识——都是法治建设的推动力。法治建设不仅仅是法律部门和法学界的事。各政府部门、企业家、消费者、知识分子以及享有公民权利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在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上有所作为。

内蒙古鄂伦春电视台 梁柏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