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城市公共交通条例


（2012年11月29日贵州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城市公共交通秩序，保障公众出行需要，维护乘客、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发挥城市公共交通对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城市公共交通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城市公共交通是指公共汽车客运和出租汽车客运。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公交优先的原则，将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资金、用地、设施建设、交通管理等方面建立保障体系，确立公共汽车客运在城市公共交通中的主体地位，并促进出租汽车客运与其他客运方式协调有序发展。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全省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工作；其所属的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全省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工作；其所属的客运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城市公共交通有关管理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协调机制，研究解决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公共交通管理中的重大问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公安、安监和工商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做好保障城市公共交通安全生产、打击非法从事城市公共交通运营行为、维护城市公共交通治安秩序等工作。
　　第六条　鼓励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规模化经营，推广应用新技术、新设备，为公众提供安全可靠、方便快捷、经济舒适、节能环保的服务。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七条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公安、国土资源、发展改革等部门编制城市公共交通规划，并组织专家评审，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编制城市公共交通规划应当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第八条　城市公共交通规划中确定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用地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以划拨方式供地。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用地使用性质及用途。
　　第九条　各市州、县（市、区）客运管理机构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公众出行需求和城市公共交通规划，合理设置公共汽车线路和站点，适时调整城市公共交通运力，保持供需平衡。
　　公共汽车线路设置和站点布局，城市公共交通运力调整应当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第十条　实施旧城改造、新区建设以及新建、改建、扩建飞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居住小区、文化体育（场）馆、公园、学校、医院、工业园区等项目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配套规划建设相应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
　　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应当符合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毁坏或者擅自占用、移动、拆除城市公共交通设施。
因工程建设等原因确需占用、移动、拆除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的，应当经各市州、县（市、区）客运管理机构同意，并按照有关规定予以恢复、补建或者补偿。
　　不得污损、涂改、覆盖城市公共交通标志、设施。
　　不得以摆摊设点等行为妨碍城市公共交通站点使用。
　　第十二条　出租汽车客运临时停靠站点、入厕点的设置，由各市州、县（市、区）客运管理机构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定。
　　第十三条　利用候车亭、站牌和运营车辆设置的广告，不得影响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和车辆运营安全，不得覆盖站牌标识和车辆运营标识。
　　第十四条　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符合条件的单行道可以允许公共汽车双向通行；符合条件的主要道口，可以设置公共汽车优先通行标志、信号装置。
　　第十五条　公共汽车站牌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标明线路编号、首末班车发车时间、所在站点和沿线各站点的名称、行驶方向、票价等内容，并保持清晰、完好。
　　第十六条　公共汽车客运站点以地名、街道名、历史文化景点或者公共服务机构等名称命名,由各市州、县（市、区）客运管理机构确定。
　　不同线路的同一站点应当使用同一站名。

　　　　　　　　　　　　　　　　　　　　　　　　　　　　　　　　　　　第三章　　　经营许可

　　第十七条　城市公共交通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公共汽车客运和出租汽车客运经营应当依法取得客运经营权。
　　第十八条　客运管理机构实施公共汽车客运和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许可应当采取招标的方式，并以服务质量作为主要竞标条件。
　　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许可不收取有偿使用费。
　　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不得转让客运经营权或者以承包、挂靠等方式变相转让客运经营权。
　　第十九条　城市公共交通的经营权期限不得超过10年。
　　第二十条　客运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许可方案（以下简称经营许可方案）实施经营许可。经营许可方案由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价格、财政部门，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市场供求状况、城市公共交通规划等制订。
　　经营许可方案包括车辆数量、车型、票价、线路、班次、站点、经营区域、经营期限、安全生产和服务质量等内容。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许可收取有偿使用费的，其经营许可方案还应当包括有偿使用费标准。
　　经营许可方案制订过程中应当举行听证会。
　　第二十一条　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价格、财政主管部门制订的经营许可方案，由同级人民政府核准后报市、州人民政府批准；市、州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价格、财政主管部门制订的经营许可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经批准的经营许可方案报省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价格、财政主管部门备案，各市州、县（市、区）客运管理机构组织实施。
　　第二十二条　申请参加城市公共交通经营投标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企业法人资格；
　　（二）有符合经营许可方案要求的运营车辆或者相应的车辆购置资金；
　　（三）有健全的运营管理和安全管理制度；
　　（四）有符合运营要求的停车场地；
　　（五）有合理可行的运营方案；
　　（六）法律、法规和经营许可方案规定的其他条件。
　　个人申请参加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投标的，应当具备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三、四、五、六项规定的条件。
　　第二十三条　客运管理机构应当按照招标条件对申请人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准予参加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许可投标；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向申请人书面说明不得参加投标的理由。
　　客运管理机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有关规定确定中标人，并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5日内与中标人签订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许可协议。自经营许可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客运管理机构应当向中标人颁发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许可证。
　　对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投入运营的车辆，客运管理机构经审核符合许可要求的，应当配发道路运输证。
　　第二十四条　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停业、终止经营的，应当向各市州、县（市、区）客运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办理相关手续。
　　依法变更法定代表人、名称、经营场所的，应当向市州、县（市、区）客运管理机构备案，客运管理机构应当换发相关证件。
　　第二十五条　省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城市公共交通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各市州、县（市、区）客运管理机构应当对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驾驶人进行年度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对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的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可以作为决定新增经营许可的条件之一。
　　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年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不合格的，下一年度不得参加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许可投标；4年内累计2次服务质量信誉考核不合格的，不得参加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许可投标。
　　第二十六条　城市公共交通经营权期限届满经营者需要延续经营的，应当在期限届满60日前向各市州、县（市、区）客运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符合下列条件的，客运管理机构应当在期限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准予延续的可以逐年许可：
　　（一）经营条件无实质性改变；
　　（二）经营期限内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全部合格；
　　（三）符合法律、法规和县级或者市、州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七条　未取得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许可的，不得从事城市公共交通经营活动，不得在车辆上使用城市公共交通专用的顶灯、计价器和服务标志等。

　　　　　　　　　　　　　　　　　　　　　　　　　　　　　　　　　　　第四章　　　运营管理

　　第二十八条　鼓励出租汽车客运采取电召服务、专用点候车等方式运营。
　　第二十九条　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维护、检测车辆，并建立车辆技术档案。
　　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更新车辆的，应当到各市州、县（市、区）客运管理机构办理变更手续，客运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更新车辆申请之日起10日内办结道路运输相关手续。更新车辆的技术标准等应当符合许可地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
　　车辆更新后，原许可的经营权期限不变。更新手续未办结的车辆不得投入运营。
　　第三十条　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需要调整线路、站点、班次、运营首末班发车时间或者运营车辆数量的，应当向各市州、县（市、区）客运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调整的，客运管理机构应当于实施前10日内向社会公告。
　　因道路交通管制、工程建设、举办重大活动等特殊情况影响公共汽车运营的，有关部门应当提前告知各市州、县（市、区）客运管理机构，由客运管理机构作出临时调整的决定并提前向社会公告。
　　第三十一条　客运管理机构对城市公共交通车辆驾驶人实行从业资格管理制度。
　　城市公共交通车辆驾驶人应当持相应的从业资格证，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注册手续后方可驾驶城市公共交通车辆。
　　市、州客运管理机构应当组织城市公共交通车辆驾驶人从业资格考试，考试内容包括城市公共交通法律法规、职业道德、安全运营、应急救护、交通路线。
　　第三十二条　申请城市公共交通车辆驾驶人从业资格考试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本地常住户口或者居住证；
　　（二）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三）近3年内无较大以上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交通事故。
　　从业资格证被吊销的，自吊销之日起3年内不得申请参加从业资格考试。
　　第三十三条　出租汽车客运企业聘用驾驶人的，应当与驾驶人签订劳动合同，并按照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出租汽车客运以承包方式经营的，应当将车辆承包给持有相应从业资格证的驾驶人并签订承包合同，驾驶人不得转包。
　　推广使用劳动合同和承包合同示范文本。
　　第三十四条　未收取有偿使用费或者权属有争议的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经营权不得转让。
　　第三十五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收取有偿使用费的，经批准后可以转让。
　　转让方应当向各市州、县（市、区）客运管理机构提出转让的书面申请，客运管理机构应当对受让方是否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以及是否具有不得转让的情形等进行审核，并在7日内作出审核决定。准予转让的，双方应当到客运管理机构办理转让手续。
第三十六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有偿使用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专项用于公共汽车客运承担社会公益服务成本的支出、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建设、公共汽车更新等。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定期对公共汽车客运运营成本进行审核，并将审核结果作为制定、调整票价或者补贴的主要依据。
　　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执行国家和省有关老年人、残疾人、军人和学生等免费或者优惠乘车的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承担免费或者优惠乘车等社会公益服务的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予以补偿。
　　第三十八条　出租汽车不得异地载客，但可以根据乘客要求送其到达许可的经营区域以外。

　　　　　　　　　　　　　　　　　　　　　　　　　　　　　　　　　　　第五章　　　运营服务

　　第三十九条　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保持车辆整洁，服务和安全设施、应急装置齐全完好；
　　（二）在公共汽车车厢内显著位置张贴线路站点示意图、投诉举报电话、运营价格标准，设置儿童免费乘车标尺、禁烟标志和老、幼、病、残、孕专用座位，车身前、后设置线路牌，车身右侧设置站点示意图；
　　（三）出租汽车使用规定的车身识别色、安装“出租”和“TAXI”字样的顶灯，并在显著位置标明经营单位名称、运营价格标准、投诉举报电话、禁烟标志；
　　（四）出租汽车装置检定合格的计价器；
　　（五）按照国家或者省的规定安装卫星定位监控系统或者视频监控系统；
　　（六）遇有抢险救灾、突发公共事件等特殊情况，服从当地人民政府的应急指挥调度；
　　（七）城市公共交通的其他有关标准和服务规范。
　　第四十条　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及从业人员应当遵守行业标准、恪守职业道德、文明礼貌服务，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辱骂、殴打、敲诈勒索乘客；
　　（二）以欺行霸市、强拉强运等方式扰乱城市公共交通秩序；
　　（三）故意利用城市公共交通车辆堵塞交通；
　　（四）聚众滋事影响社会公共秩序。
　　第四十一条　公共汽车驾驶人在运营服务中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在车内吸烟、吃食物；
　　（二）不得在驾驶车辆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
　　（三）进出站点时及时报清线路站名、编号和走向，提示安全注意事项；
　　（四）按照规定线路运营，不得追抢、中途调头、到站不停、滞站揽客、站外上下乘客、中途甩客；
　　（五）因故中断运营的，及时向乘客说明原因，并安排乘客免费换乘同线路车辆；
　　（六）依次进站、规范停靠；
　　（七）随车携带道路运输证和从业资格证；
　　（八）城市公共交通的其他有关标准和服务规范。
　　第四十二条　出租汽车驾驶人在运营服务中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在车内吸烟、吃食物；
　　（二）不得在驾驶车辆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
　　（三）载客后关闭空车标志，不得甩客；
　　（四）待租时启用空车标志，不得拒载；
　　（五）确需暂停运营服务时启用暂停服务标志；
　　（六）选择合理的线路或者按照乘客要求的线路行驶，不得故意绕行；
　　（七）未经乘客同意，不得招揽他人合乘；
　　（八）按照规定使用计价器；
　　（九）在专用点候客的，规范停靠、按序载客，在临时停靠站点不得滞站揽客；
　　（十）随车携带道路运输证和从业资格证；
　　（十一）城市公共交通的其他有关标准和服务规范。
　　第四十三条　乘客有下列情形之一，城市公共交通车辆驾驶人、乘务员有权拒绝提供城市公共交通服务：
　　（一）携带影响公共乘车环境物品乘车的；
　　（二）精神病患者无人监护、酗酒者丧失自控能力无人陪同、行为不能自理者无人看护的；
　　（三）携带猫、犬等动物乘坐出租汽车的；
　　（四）乘坐出租汽车出县（市、区）境或者夜间去偏僻地区时，驾驶人需要到就近公安部门办理验证登记手续，乘客拒绝的；
　　（五）妨碍安全驾驶的其他行为。
　　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剧毒等危险品乘坐公共交通车辆，禁止携带猫、犬等动物乘坐公共汽车。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乘客可以拒绝支付车费：
　　（一）未按照规定标准收费的；
　　（二）未向乘客提供发票的；
　　（三）使用乘车卡乘坐公共汽车时，验卡设施发生故障的；
　　（四）出租汽车未按照规定使用计价器的；
　　（五）出租汽车运营途中终止服务的。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五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下级人民政府优先发展公共汽车客运的政策措施、补贴、补偿及管理工作纳入考核内容。
　　第四十六条　上级客运管理机构应当对下级客运管理机构的管理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及时纠正下级客运管理机构违法、不适当和不作为的行为，并依法报请有关部门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四十七条　客运管理机构应当公开办事制度，建立举报和投诉制度，公开举报和投诉电话、通讯地址、电子邮箱等，接受社会监督。
　　第四十八条　客运管理机构执法人员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件，使用统一的道路运输行政执法文书。
　　客运管理机构监督检查专用车辆，应当按照规定配置统一标志和示警灯。
　　第四十九条　客运管理机构执法人员在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查阅、复制有关资料。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应当保密。
　　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有关资料或者情况。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客运管理机构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对单位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对单位处以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50元以上3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城市公共交通车辆驾驶人4年内累计2次服务质量信誉考核不合格的，吊销其从业资格证。
　　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年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不合格的，责令改正，停业整顿1至3个月；4年内累计2次服务质量信誉考核不合格的，吊销其道路运输证。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擅自停业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擅自终止经营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第五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三款规定，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未按照国家或者省有关规定维护、检测车辆，或者投入未办结更新手续的车辆运营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未与驾驶人签订承包合同或者驾驶人转包的；
　　（三）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出租汽车客运驾驶人异地载客的。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使用无从业资格证或者未按照规定办理注册手续的驾驶人驾驶城市公共交通车辆运营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发生死亡1人以上交通事故并负同等以上责任的，对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处以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吊销该车的道路运输证。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违法转让客运经营权的，转让无效，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吊销其经营许可。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对单位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处以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六项规定的，对单位处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规定的，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驾驶人从业资格证，对其所属的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处以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其所属的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吊销该车的道路运输证。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和第四十二条第一项、第三项至第九项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暂扣从业资格证5至10日。
　　违反本条例四十一条第六项和第四十二条第十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条　城市公共交通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致他人伤亡后逃逸的，除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处罚外，吊销驾驶人的从业资格证，对其所属的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处以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其所属的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吊销该车的道路运输证。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许可从事城市公共交通经营活动的，可以暂扣车辆，没收违法所得，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专门用于从事无照经营的车辆。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公共交通经营许可在车辆上使用顶灯、计价器、服务标志等的，没收其使用的顶灯、计价器、服务标志等。
　　第六十二条　客运管理机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三条　2005年10月1日前合法取得的城市公共交通特许经营权出让期届满的，可以按照原期限有偿顺延一轮，已经顺延的除外。
　　第六十四条　本条例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2005年7月30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贵州省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特许经营权管理条例》和2007年11月23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贵州省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审视抗击非典的转变过程的思考

李园春


今年以来，非典（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简称。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即SARS）疫情的发生和蔓延，暴露出我国在处置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方面的机制不健全，防治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有些被动。在很快意识到这一疫情的挑战性之后，政府迅速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始由被动应战转为主动应战；由“内外有别”的信息模式转到“及时、公开、透明”的信息模式；由卫生部门的防疫工作转到各级政府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由内部的方式控制局势转到依法运作的机制。如今，中国非典疫情高峰已经过去。我们再来审视抗击非典危机中的转变过程，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特别珍惜的。
一、抗击非典的转变过程
（一）建立责任体系、官员问责制与部门防疫到政府重中之重的转变。
非典疫情的发生和蔓延，与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官员不尽职责密切相关。也暴露出干部人事制度和责任体系的明显缺陷。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职能，一直把经济增长和确保经济增长的社会政治稳定当作核心政策目标，在干部人事制度方面，选拔使用考核领导过于看重GDP等政绩标准，较少重视对其在公共事务管理、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能力水平和实际成效的考核。一旦发生传染病等公共问题，政府和地方官员的本能反应是为了不影响经济增长、不影响旅游、商务活动，尽量淡化处理。有的甚至将疫情等同于辖区内“重大事故”，惟恐考核被“一票否决”，对疫情隐瞒不报。加上我国已制定的《戒严法》、《传染病防治法》、《防震减灾法》等多部紧急状态法律对紧急状态下特定责任人肩负的法律责任规定得比较原则，不够具体，对于这些负责人的责任追究规定得也很笼统，可操作性不强。这种过于抽象、笼统的法律规定对于紧急突发事件中担负重要职责的特定人群没有起到很好的约束作用和激励作用。这种责任体系方面的缺陷和政府部门、地方官员的行为及态度，使得各方面无法及时全面地了解疫情，从而失去了控制非典的最佳时机。
在意识到这些危害之后，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建立集中统一，分级负责，任务明晰的责任体系。4月23日，国务院成立了由吴仪副总理为总指挥的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全国非典的防治工作，并加大了对失职官员的责任追究力度。继张文康、孟学农去职开高官问责制之先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国已有120多名中央和地方官员因防治非典不力而受到撤职或党政纪处罚。在这种铁腕手段的高压下，各级官员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有的以惯用的工作方式，给自己也给他人立下军令状，有的甚至将确保零指标与官员职务挂钩来作为硬指令下达，从而采取了一些具有较强恣意性的、人治化严重的紧急对抗手段。
但是，客观地说，这种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处分失职官员。对于抗击非典由卫生部门的防疫工作到各级政府和“当务之急”、“重中之重”的转变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各级组织指挥、职能机构得以高效运作，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得以贯彻落实，为抗击非典提供了强有力的领导和组织保证。
（二）日报告疫情、零报告制度与信息内外有别到及时公开透明的转变。
在非典疫情始发阶段，政府害怕社会会恐慌，没有及时发出有关疫情的真实信息，也没有让新闻媒体及时报道有关信息，对一个可能导致国际影响的传染病，也没有及时向国际组织传播疫情消息。反而反复强调全国各地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旅行和商务活动都是安全的。由于未能迅速掌握疫情真实情况，做好疫病预防、控制和治疗工作，导致了疫情的进一步失控和各种谣言四起，加重了人们心底的疑虑，对政府有关疫情的公开信息的信任产生了动摇，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严重的影响。直至疫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西方主流媒体密集型地对中国进行大量负面报道，对中国政府的工作不足之处予以夸张性的报道和恶意指责，直接对我国政治体制进行诬蔑性攻击，非典问题演变成了变相的国际“制裁”。对我国政府公信力和国际形象的负面影响不亚于一场“软战争”。
4月20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记者招待会上第一次承认中国有漏报疫情问题。同时对卫生部和北京市进行了批评。宣布自4月21日起，将疫情由过去的五日一报改为一日一报。所有的医院，包括军队医院都要对非典病例进行报告，地方政府对非典病例实行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政府统计非典病例完全公开和透明。这样一方面满足了国际组织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让民众了解疫情的真实情况。政府这种由“内外有别”向“及时、公开、透明”转变的信息模式，非但没有引起群众的恐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反而让流言和谣言的传播缺少空间和动力，在最大程度上解除了人们可能发生的恐慌心理，提高了人们的承受能力。政府的公信力得以空前的提高。政府制定的政策和采取的一系列防治非典的措施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积极参与条件的配合，增强了全社会抗击非典的信心，形成了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局面，为抗击非典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基础和力量保证。
（三）23天一部法规与内部控制向依法运作机制的转变。
2002年11月广东省佛山市出现第一例非典病例，并在广东蔓延之后，又相继在包括北京在内的一些城市和地区蔓延，也暴露出我国传染病防治工作中法律体系的不足。由于对非典缺乏认识，加上一些医务人员缺乏必要的传染病防范的法律意识和相关知识， 一些非典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诊断和治疗，更没有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导致了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大范围的交叉感染。反映出我国传染病防治第一道防线的薄弱。在2003年3月底之前，非典传染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全国性的问题了，虽然说各级政府可以直接采取法律手段控制此次疫情，可惜的是此次传染病是新病种，而与之相关的很多法律规定又不利于新病种的控制。根据1989年制定的《传染病防治法》，只有国务院和卫生部可以增加新的传染病种，而国务院和卫生部不可能轻易地根据地方疫情依法增加新的传染病，这使得地方政府在发现非典疫情后，只能参照传染病防治法进行防治，在选择政策方案，采取的直接政策手段等方面权力受到很大限制。对非典的调查、控制和治疗等，基本上还是地方性的问题。各地政府和有关的部门为减少人员聚集，遏制非典的扩散，相继出台了一些地方法规或行政措施，这些应对紧急状态的行政措施规定的立法层次较低，种类五花八门，缺乏可操作性，只能依靠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运作。这种以内部的方式来控制局势的传统机制很快就失灵了。由于疫情越来越严重，4月1日，吴仪视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急机制建议的问题。4月8日，卫生部以通知形式将非典列为法定传染病。4月23日，国务院的常务会议也决定将非典列为法定传染病，依法进行管理。4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四次常务会议上同意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次日，国务院法制办紧急部署法规起草工作。5月12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正式颁布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台速度最快的一部法规，只用了23天时间。5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了《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一步纳入法制化轨道，也标志着我国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进一步完善。防治非典实现了由内部控制的传统机制向依法运作机制的转变。
（四）SARS病原之争与非典科研由短期应急向中长期科研以及公共卫生、科研能力建设的转变。
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在考验各级政府和官员应对危机的科学决策能力，考验我国卫生防疫机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考验每个公民应对危机的科学、理性的态度和责任感的同时，也考验着我国科学界应对突发事件的科研能力。自非典疫情出现之后，伴随有关非典科研的种种进展，人们对非典这一新发疫病认识上的种种不足，现有科研体系的种种弊端也就渐渐显露出来。
从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专家钟南山收治第一例“怪病”，继而逐个排除炭疽、鼠疫、禽流感等病因，将“怪病”首次命名为“非典型肺炎”，就开始了查找非典病原体和追根溯源的探究以及研制防治疫病的药物。2月18日，国家疾病中心宣布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学首席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关于非典病原为衣原体的发现。对此钟南山提出反对意见，并最终确认非典的病原为冠状病毒。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种首先在广东发现的疾病改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英文缩写SARS。4月16日，该组织又宣布了引起非典的病原体找到了，是一种变种的冠状病毒。从而宣告了SARS病原之争落下帷幕。
为了从根本上阻断SARS的传播链条，在非典防治中占主动地位，深圳与香港联手，成立了联合攻关小组开展了对SARS病毒的追本溯源的研究。4月13日，科技部决定以最快的速度筹措2000万元863计划应急研究经费，重点投在特异性治疗药物和抗体筛选、诊断试剂和疫苗的研制、致病机理的研究等方面，希望通过流行病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等技术和手段，探明病因及发病机理，指导临床治疗；研究快速检测方法，协助临床早期诊断。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暨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继4月16日破译了SARS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之后，又于4月19日研制出非典快速诊断技术—酶联免疫吸附法试剂。全国其他科研单位也相继有非典科研成果问世。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为有效控制非典的蔓延，并最终取得抗击非典的胜利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
非常遗憾的是，此次国内非典科研工作也走向了两个极端，由一开始条快分割、各自为战，到后来的成果公开、免费共享。其结果是中国科学家在世界的SARS研究中打了败仗。加拿大和美国的科研人员抢先于我们公布了SARS病毒的全基因组序测序结果，并发表了研究论文。产生这种结局的原因不在于我国科研技术，科研设备甚至科研理论的落后，而在于我国科研制度存在的缺乏突发事件科研应对机制；没有统一的科研体系，各科研单位还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各自为战；国有科研机构长期养成着“等米下锅”传统习惯，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等诸多弊端。而另一方面，在大灾面前，为了集思广益，形成合力，共同对付重大疫情，早时找到最佳的治疗和预防办法。国内的非典研究成果又是公开的、共享的，从未有与专利联系在一起，知识产权意识谈化。也帮助了国外的某些机构节省下大量的初期研究费用，大大地提高了药物的研究速度，使得国外的机构抢先对已经取得的非典研究成果申请专利。
5月29日，北京非典报告病例首次降至个位数，仅为9人。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科技攻关组也宣布，以临床救治、防护与预防措施应急科技攻关为重点的第一阶段工作已经结束，并取得一系列进展。至此，我国非典科技攻关工作重心正由应急部署，全面启动转为协调督导，重点突破；从短期应急转为中长期科研以及公共卫生、科研能力建设。
6月2日，内地非典确认病例首次零报告。但人类对非典病毒的特性、传染规律还没有完全研究清楚。科学家到现在还没有研发出可以防治非典的特效药物和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坦言：“非典是21世纪第一种严重而容易传染的新疾病，对这种疾病，我们所知相当不足，也极度迷惑”。研究人员认为非典病毒的生存能力，传染能力以及传染途径都大大超过人们的原先估计。冷静看待目前取得的阶段性成绩，心劲不松，警惕不懈、斗志不减，不为疫情一时一地被控制的表象所麻痹。抗击非典的各项工作还在继续，非典科研任重道远。
二、审视抗击非典转变过程的思考
思考一：最近十多年里，政府行为开始实现法制化，但依法行政机制还不健全，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事权并没有详细规定，没有完善的行政法，各方面法制意识又差，政府机关及其官员的职责十分模糊，人们不知道依照法律应该要求官员做些什么，政府官员也不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在应急状态下，一旦权限冲突，没有很好的解决机制和协调机制。使得控制非典的运作一时出现紊乱无序，导致了最初的贻误战机。在实行严厉的官员问责制和中央政府硬性行政命令的高压下，在那此习惯于对领导权威和行政命令的依赖和等待的政府官员中，便出现了军令状和“唯零指标”现象，一些并无法律依据的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的措施也就应运而生，显示出政策的僵化和非科学性、非理性色彩，也体现了现有法律对政府官员的约束的不可靠性。实际上，在没有搞清疫情的发展规律，特别是没有弄清SARS的发病机理的时候，立军令状与唯零指标同样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迷信意识，是一种权力意志的迷信，将权力摆在科学的对立面的行为。遗憾的是，这种貌似悲壮，实则涉嫌作秀的行为不仅有着深厚的土壤，而且颇受推崇，在安全生产、在综合治理、在抢险救灾、在反腐倡廉、以至在这次抗击非典都是如此。
思考二：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职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直把经济增长和确保经济增长的社会政治稳定当作核心政策目标。政府权力在经济领域下放了很多，中国经济逐渐形成了基础性的企业家力量和基础性的市场经济结构，积累了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但在社会领域，在公共问题、公共服务和公共事务管理方面又高度集权，基层社会和政府自主治理的结构虽有发育，但运作空间、成长水平非常有限，公共卫生事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企业家成长环境不良，使得地方政府在面临紧急公共问题时，缺少帮手，失去控制当地紧急公共问题的最佳时机。事实上，在这个高度关联的社会里，任何一方面的变化都会影响经济发展，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GDP的增长未必就会直接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毕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非政府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改善民众生活。经济建设和公共服务是共同服务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这个最高目的的。因此，要改变那种对政府和官员的绩效只关注当地的GDP，而把公共服务等方面放在次要的评价标准和传统习惯，使得政府尽快完成从“管理”到“服务”的职能转变，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公共事务管理、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来。必须改革公共安全事务以条为主的体制，把部分决策权下放到以块为主的地方政府手中。政府权力要在社会领域里松绑放权，给社会组织结构发育以重要空间，给NGO（非政府组织）等社会组织和“公共”企业家的发挥作用提供更多机会。
思考三：最近若干年，政府政务信息开始透明化运作，但因力度不够，经验不足，信息管理体制同开放社会的建设要求有严重的不相适应性，政策选择往往在开放信息还是控制信息之间徘徊。至于控制还是开放，则取决于政府官员的感觉，公开的内容往往按行政部门的需要来进行。传统的将公开信息视同于新闻宣传的做法根深蒂固，把重大社会事件和突发事件的披露，纳入到传统意识形态的管理范围中，以宣传管理方式来左右信息的发布，只以对自己是否有利作为是否发布信息的标准。就非典问题来说，开始时控制信息，信息的缺失和不对称反而使流言四起，公众恐慌，导致失控。当政府如实公布疫情，宣传其严重性和有效隔离措施之后，百姓在瞬间惊恐之后，对政府为抗击非典作出的每项决策都在无条件地配合，同政府保持一致的行动，对防止非典扩散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由此证明，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成正比例的。政府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提升公信力，必须在掌握全面准确信息的基础上，履行公开信息、披露真相的特殊义务。在第一时间公布信息，信息公开、透明、真实是稳定人心，赢取民心的重要手段，也是树立高效、透明和负责政府形象的有力之举。同时，在信息化世界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已经加入了WTO，在信息公开上与世界接轨，必须遵守WTO的公开性原则、透明度原则等世界游戏规则和交往规范，特别是公共安全问题，不仅我国公民有知情权，在同一地球村的世界公民也同样有知情权。遗憾的是，我国的公共信息法制建设严重滞后，知情权尚未写进我国相关的各项法律法规，既或是正在起草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因其法律位阶的限制，不能给人大、法院、检察院设立公开信息的义务，在信息公开的范围上受到限制，仍有许多问题无法规定和解决。因此仅有条例是不够的，应当上升为法律。
思考四：此次抗击非典，从国务院、中央各部委到地方各级政府先后采取了各种紧急对抗措施预防和遏制疫情的蔓延，民众也予以自觉遵守和配合。这些措施故然对于预防和控制疫情起到明显的效果，但我们绝不能仅以客观效果来评价政府的行政行为的恰当性，这当中的很多措施对公民的人身自由、住宅不受侵犯等宪法权利都有所转移和限制，对社会的正常秩序重新予以调整，涉及方方面面的法律问题，有的甚至涉嫌执法违法。虽然说，国务院继将非典列为我国法定传染病依法进行管理之后，又紧急制定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为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建立统一、高效、权威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表明了政府部门已经将部分紧急状态的处理纳入法治的轨道。但是，抗击非典所暴露的是我国紧急状态立法的滞后导致了应急系统的不完善。由于在紧急状态下，原有的和谐的宪法秩序受到威胁甚至已经被破坏，公民的生命、财产和各种自由遭到了重大威胁，死亡和动荡是这种状态下社会的经常现象。宪法对于紧急状态下的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分配采取了不同于正常状态的方式。具体而言，紧急状态需要权力高度集中行使，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并下达命令，而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则受到多重限制，社会资源必须随时听从权力的调遣。因此，作为一种满足应对紧急状态危险需要的对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予以分配的紧急状态法律的立法权限和法律位阶都不是《条例》所能及的。为了应对以后还会出现的种种紧急状态，国家必须在修改宪法的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尽快制定一部紧急状态法，使紧急状态中国家权力的分配和公民权利限制获得宪法和法律依据，防止紧急权的滥用甚至恶用。
思考五：以科学的精神面对非典的挑战，尊重科学规律，坚持科学精神、科学领导、科学决策、科学导向，是此次抗击非典的成功之处。在应对突发性的、可能对社会造成较大危害的各种危机时，坚持科学态度，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这是由危机涉及领域的复杂性、专业性所决定的。在很多情况下，地震专家、气象专家、生化专家、水利专家、医学专家、军事专家以及别的方面的各种专家的作用，是其他人所难以替代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技术是克服危机的第一胜数。但是，政府在应对危机上体现出来的科学精神不仅于此，能否依靠科学决策，引导民众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疾病，以科学的方法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就此次抗击非典而言，在疫情初发阶段，尚未查清非典的病原为何的情况下，便在网上和报纸上推出专家介绍板兰根、熏醋可以预防非典，引起了一场抢购风波。之后，又是一条被广泛引用之后已被证实为谎言的关于“北京西域区发现了3只可能感染非典的狗”的报道，引起了北京的“犬慌”，迅即在全国很多城市掀起了整治宠物的高潮，一些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捕杀无证犬和禁止有证犬出入公共场所的规定。这种轻信谣言不负责任的打猫杀狗的荒唐行为，反映出政府决策有悖于科学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不仅无助于防治非典，而且还影响了政府形象。紧接着，有关SARS病毒很有可能来自果子狸等野生动物的研究报告，又使果子狸遭到了灭顶之灾。有鉴于此，我国又拟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将对禁食野味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这种矫枉过正笼统地规定禁食野生动物，又很有可能会人为地破坏生物链，造成某种动物的泛滥。因此，在反思抗击非典的所暴露出来的中国科研制度的弊端，提出改革中国科研制度，建立能适应市场挑战，顺应世界科研发展及应对科研危机的机制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科学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的政府及官员乃至整个社会都需要有一个崇尚科学理性，追求科学公正的良好氛围，这就是既不盲从，也不偏听，更不利用一些冠以“科学”之名来实现某种瞒天过海、文过饰非、误导公众的意图。在抗击非典如此，在政府的规划决策以及其他一切事务中，都应如此。这也许才是最具有实际和深远意义的。
二00三年六月十日
作者系泉州市公安局油城分局副局长、
福建省警察学会第二届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