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牢一审基础　严防死刑冤错案

黎军


为加强对死刑判决的审查复核工作，严格掌握判决死刑的标准，确保死刑案件定罪量刑准确，2006年10月31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订案，决定从2007年1月1日起将死刑案件核准权统一收归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这是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新中国刑事法制进程中一件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对我国刑事审判工作和国家法制的发展与进步，直接产生深远影响。
在2006年11月7日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指出：“确保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一审是基础，二审是关键”。作为中级法院，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旨在充分发挥死刑案件在一、二审程序之外的特别救济渠道作用，彻底解决死刑复核程序与二审程序实际上合二为一的弊端，其并非代行或减轻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一、二审的责任，而是对中、高级法院尤其是中级法院办理死刑一审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死刑案件的审理，一审作为基础，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二审和复核程序。因此，我们必须高度树立死刑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责任感和神圣感，在上级法院的统一指导和党委的领导下，结合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抓好一审基础工作，稳步推进死刑案件审理，为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奠定良好的基础。要打牢一审基础，从源头上杜绝死刑冤错案的发生，我们认为，务必抓好“四个突出”，实现“四个保障”：
一、突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引，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夯实一审基础工作的思想保障
——要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引下树立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没有正确的理念就难以审理好死刑刑事案件，我们首先要抓理念建设，促使刑事法官准确领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精神实质和基本要求，牢固树立符合刑事审判规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刑事司法理念。坚持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坚持司法公正优先和兼顾诉讼效率的协调，坚持依法独立审判和保证裁判公正的统一。其中，着重抓两点：
1、遵循司法规律审判死刑刑事案件。既依法惩罚犯罪，又增加透明度，通过公正文明的审判活动，切实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等各项诉讼权利。审判一审死刑刑事案件，必须依法独立公正进行，坚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原则，坚持做到对据以定罪量刑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将死刑案件办成“铁案”。河北青年聂树斌因一宗强奸杀人案被执行死刑，10年后该案真凶王书金在河南落网，引起广泛关注。经验教训表明，死刑刑事案件审判工作必须遵循司法规律办事，既要准确、及时、有力惩罚犯罪，又要切实防止出现“重打击，轻保障”、“重实体，轻程序”等倾向。
2、坚持服务大局审理死刑刑事案件，保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大局，将遵循刑事法律和执行死刑刑事政策有机结合，确保死刑案件刑事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是基础，损害法律效果的社会效果，经不起历史检验。而不讲社会效果，就难以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不仅是党和人民群众对死刑案件刑事审判工作的期望，同时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既要严格执行刑事法律，又要认真遵循死刑案件刑事政策的指导，处理好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相互关系，找准二者之间的最佳结合点，将法治意识与大局意识相结合，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兼顾法律的准确适用与死刑这一刑罚目的实现，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要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民的审判为人民，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死刑刑事案件审判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我们要坚决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积极争取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理解、支持，妥善处理死刑案件刑事审判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目前，我国死刑案件刑事审判工作机制、制度和司法体制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为保证死刑刑事案件审理的平稳过渡，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积极稳妥，不断思索如何改革、创新，使死刑案件审判工作机制、制度等方面更科学化、人性化、公正化。
二、突出以人为本，抓好刑事审判队伍建设，实现稳固一审基础工作的人员保障
??要加强刑事审判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努力提高刑事法官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使刑事法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并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在刑事审判队伍中的政治影响和业务带头作用，保证刑事审判工作的健康顺利发展。
??要加强刑事法官的业务能力建设，全面提高刑事法官的业务素质和水平。中级法院刑事法官要努力加强对刑事法律理论知识、审判技能的学习，注重司法经验的积累和交流，不断提高法学理论水平和驾驭庭审、适用法律和判决说理等司法能力。当前，我们既要进行集中培训，又要增强刑事法官自觉学习的主动性，以提高审理死刑刑事案件的水平。
??要围绕法官职业化建设的目标，严格遴选刑事法官，这也是新形势下做好死刑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重要保证。死刑案件刑事审判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保持刑事法官的廉洁尤为重要，因此要加强廉政制度建设，必须建立健全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敢为的惩戒机制、不能为的防范机制、不必为的保障机制，做到防患于未然。
??要进一步充实刑事审判力量，增强做一名刑事法官的光荣感和责任感。我们也会在工作、生活方面关心爱护刑事法官，大力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在政治、经济待遇方面给刑事法官以足够的倾斜。
三、突出审判作风管理，正确执行法律和政策，实现确保一审基础工作的法律保障
??要加强刑事法官的审判作风建设。我们一定要明确，人民法官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人民法官应当对人民负责。在审判工作中，我们一定要严肃执法、文明司法，通过开庭、判决、接待、判后答疑等活动，展现法官司法威严和公正无私形象，同时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社会各界包括新闻舆论的监督。
??要认真贯彻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和审判公开、程序法定等基本原则，正确执行法律和政策，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确保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要以极其审慎的态度，依法严谨、理性地行使审判权，不屈从任何压力，严格死刑条件和诉讼程序，真正使每一起死刑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那些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要坚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确保对犯罪分子所判刑罚与其所犯罪行相适应。而对那些依法不该适用死刑的，决不能作出不符合事实和法律的判决。
四、突出刑事司法改革，完善各项刑事审判制度，实现落实一审基础工作的制度保障
　——要完善各项刑事审判制度，不断深化刑事司法改革。首先要落实刑事法律规定和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订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和《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及其他指导性文件，全面推进以公开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使死刑案件控辩审诉讼模式更加科学，举证、质证、认证和陈述在庭上进行，保证审判活动的公正和透明；进一步试行庭前证据展示等制度，实现控辩平衡，增强质证和法庭辩论的有效性；强化审判组织的职责，院长、庭长主动担任大要案的审判长，确保合议庭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提高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和效率；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要求，改革刑事诉讼文书样式，增强死刑案件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提高裁判的公信力。
??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加强调查研究，进一步统一和规范死刑案件刑事审判工作，充分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人民法院报》及《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等权威刊物上公布的死刑典型案例在实现量刑公正和统一方面的指导作用，为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做好一审的各项准备工作，奠定一审这个基础。
??要建立引导公众逐步提高尊重司法裁判的法律意识的制度。我们将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一审判决，向社会发出正确的信息，引导公众提高尊重司法裁判的法律意识，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进一步做好被害人的安抚工作，引导被害人和社会公众采取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诉求。我们也将尽快向党委、政府、人大汇报，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以解决刑事被害人的生活困难及救济问题。
总的来说，积极稳妥地抓好死刑案件一审这个基础，从根本上防止冤错案的发生，是当前中级法院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我们必须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决策上来，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精心组织好、落实好，不辜负党中央的信任和历史的重托。

集团诉讼肇端于英国，植根于19世纪英国的衡平法。早期的英国衡平法法院为避免复诉讼，要求在就一项争执的标的进行诉讼时，把所有与该争执的诉讼标的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强制合并起来作为该案的共同当事人。不过当时的衡平法院是“对人”行使管辖权，因此在财产或身份诉讼中必须指出将受判决拘束的所有人的姓名。而且衡平法院不能作出损害赔偿判决，只能作为宣告判决或禁令那样的司法救济，这些救济往往可以产生普遍的效力。　　

　　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的多数人诉讼制度有了新的起色，当时，在英国产生一种代表诉讼，可以认为这种代表诉讼就是今天集团诉讼的前身。这种诉讼的特点是，可以用一个判决约束所有的利害关系人，避免了重复诉讼。另外，代表诉讼允许其中一人或数人代表共同利益的其他人提起诉讼，而且被代表的其他人可以在诉讼中不加以明确，代表人进行诉讼后，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对所有被代表的人和代表均有约束力。改革诉讼制度的人们试图以这种方式－－通过具有共同利害关系这种共同性，并由代表人统一表达共同利害关系人的意志－－来对付多数人诉在诉讼上的复杂性。1873年至1875年，英国司法改革后，普通法院与衡平法院合为一体，使衡平法所承认的代表诉讼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英国1873年的《诉讼规则》第10条允许当事人代表另一人进行诉讼，其条件是他们之间就诉讼有相同的利害关系。但20世纪初的英国判决例仍反对将代表诉讼扩大损害赔偿领域。　

　　美国法律体系与英国法律体系的血缘联系，使美国法自然按照英国法的模样塑造了自己，不仅实体法是如此，程序法也是这样。美国很自然地继承了英国法中的代表诉讼。美国最早推行英国衡平法代表诉讼的法律文件是1848年纽约州的《菲尔德民事诉讼法典》，该法典规定，在多数人有共同或普通利益的情况下，允许进行代表诉讼。进入本世纪20年代后，美国又制定了包含有处理多数人诉讼规则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1938年)，该规则规定，关于集团诉讼所作的判决，对于普通法上的救济和衡平法救济都具有约束力，打破了集团诉讼只适用衡平救济的传统。1938年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详细地指出哪些案件适宜使用集团诉讼制度。该规则关于集团诉讼的立法宗旨试图鼓励人们更多地利用集团诉讼，不论是普通法上的救济，还是衡平法上的救济都可以使用集团诉讼。

　　1966年美国对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进行了修改，主要是补充了第23条(一)和(二)即“集团诉讼的要件”和进行集团诉讼的可能性，使集团诉讼程序更加具体化，也更加适用。此外，在第23条(三)、(四)、(五)中更加详尽地规定了集团成员诉讼程序上的保障措施。民事诉讼规则第23条(一)中对集团诉讼的要件规定为：(1)人数众多，当事人实际上不可能全部到庭参加诉讼；(2)利益是共同的，即所在集团成员在诉讼中存在着共同的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3)请求或抗辩是同种类的，即代表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或抗辩与集团其他成员的请求或抗辩属于同一类型；(4)代表人合格，即代表人应能公正地、充分地代表和维护集团所有成员的利益。1966年对集团诉讼修改的目的，还在于明确下列问题：(1)某一群人在利益上是否存在着共同性；(2)判决对那些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是否约束力；(3)是否有必要把已经开始的诉讼以及它的进展的结果通知利害关系人。

　　1966年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扩充了法院诉讼中的权限，改变了过去那种法院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纯粹是“旁观者”的做法，在集团诉讼中，美国联邦法院获得了更多的权限，以便积极干预整个诉讼过程。这些控制和干预体现在：(1)法官对于是否构成集团诉讼有裁定权；(2)不经法院批准，在通知集团全体成员计划采取的终止诉讼或和解以前，不得终止或通过和解协议结束诉讼；(3)法院对诉讼代表的更换和集团成员的退出有审查批准的权限；(4)法院有权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发出各种命令，以保证最合理地进行诉讼；(5)法院有权裁定是否需要把诉讼中的重要事件通知某些或全体利害关系人等等。